DOI: 10.61774/BXKX5135

來參加「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演講，的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讓我回憶起半個世紀以前的時空環境。¹本文為筆者於2023年6月17日在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十五屆全國比較學學會議上所發表之主題演講的講稿。因為長年在國外教書，我對於該講些什麼內容覺得很沒把握，因此認真的閱讀了一些有關材料。首先就讀到《中外文學》刊登的、去年第44屆大會單德興教授主持的專題論壇紀錄，赫然發覺比較文學學會是1973年成立的——剛好是我從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哪一年——而且把比較文學介紹到台灣、籌建這個學會的幾位教授都是我大學時代的啟蒙老師。¹〈台灣比較文學的現狀與未來：2022年第四十四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題論壇〉。《中外文學》第五十一卷，第四期，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第一百五十三頁到一百八十二頁. （December 2022， Vol. 51, No. 4, p. 153-182）.

同時，為了增進對聽眾的瞭解，尤其是那些比我年輕很多的baby scholars，我還反覆推敲了幾遍大會徵稿啟事。必須說，剛讀畢時有一些奇特的感覺。讓我引述其中兩句話：

「重啟」作為末日生存，在難以確定、不斷震盪的世界局勢中，指向後人類、新物質主義式的生態共存。

秩序的破壞，恢復原狀不再可能，藉由修復，經過不同的途徑與策略，重啟生機。

我對這兩句前半段所透露的「末世感」感到有點震撼。難道我們年輕世代的學者是活在這樣災難性的世界裡嗎？我於是臆測，或許跟撰寫這篇啟事的時間點有關吧；那時台灣應該是剛剛進入疫情高峰。而我人在美國，已經進入恢復期了。人們的記憶總是比想像中的短暫很多。可是這兩句的後半段呢，又讓我覺得有一種夾雜了驚詫和艷羨的感覺。似乎並不那麼沮喪，反而是表現出一種慷慨大度：甘於接受現狀，毫不氣餒，充滿了對「重啟」所許諾的前景的樂觀信心。這和我自己的後疫情心境有些相左。我心想：果然是出自年輕學者的手筆。

前年暑假，我在台大台文所開了一門為時一週的密集課程，題目是「典範的更替」。台文所所長張文薰教授，也是今天大會的主辦人，建議我不妨就從「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的角度來準備這個講題。如此，可以和「重啟」（或reboot）這個來自機器重新開機的概念做個對比。因為「重啟」可以是一種戰術、一種策略層次上的快速重整；而「典範移轉」意味的卻是「緩慢但堅定的，幾乎不可逆的進程」。感謝張文薰教授這個睿智的提議，讓我有較為充分的信心來分享一些我作為「比較文學」社群的一員、長達幾十年的一些真實感受。

我去年秋季有幸參與了詹閔旭和許維賢兩位教授為《中外文學》主辦的「殖民、冷戰、帝國或全球化重構下的南方」視訊論壇（以下簡稱「南方論壇」）。利用修改發言稿的機會，我把許久以來所關注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學批評典範分水嶺式的轉移，做了一些題綱式的回溯。焦點在於：自此以降的幾十年來，文學研究者的專業宿習 （professional habitus）如何從「描述性的知性理解」移向了「介入性的行動預期」；如何展開了一輪從知識探索到介入倫理、從描述性到規範性、從科學範式到政治範式的大幅轉向。「後殖民論述」和「女性主義」可說是促成這個典範轉移的功臣；而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者則是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在我設定的時間跨度裡（大致由二十世紀晚期迄今），這毋寧是一次樞紐性的典範轉移。

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次樞紐行的典範轉移

七十年代起，「理論」，或「高層理論」（high theory），開始風吹草偃地席捲歐美人文學科。比較文學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吃重的角色。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從不同泛屬科學、哲學領域的現代學門中挪用方法論，包括了語言學、現象學等。在思想界企圖以「科學性」的方法探討人文化現象之時，「文學」作為一種想像力結晶的象徵性產品，被視為一種理想的原型楷模。從今天的立足點回望，那時的研究者主要的投入方式，是針對文學所涉及的各項構成元素、面向、過程等內緣現象，做出描述性（descriptive）的系統性探索，以求獲取具有最強大解釋力的相關知識。這可以說是一個比照「科學研究」的範式；遵循這個範式的文學研究者，不論鑽研的是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現象學、符號學、語言行動理論、心理分析、或八十年代盛行的新馬批判理論 ，目光主要放在如何建構新的、具有更強大詮釋力的分析框架。換言之，研究行為的最終目標的是對知識的探索而非行為上的介入（ intervention）。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現的典範轉移，在相當程度上逆轉了這個趨勢。文學領域裡，當時就有人把這個分水嶺式的轉變理解為一次從「廣義的科學性典範」到「廣義的政治性典範」的轉向。轉移的核心是加入了一個「規範性」（normative）的預設。這自然是受到八十年代興起的幾個特定流派——如後殖民論述、新一波的女性主義和同志論述、傅科有關權力/知識的新詮釋，等——所帶引、驅動的理論走勢。同時不可忽視的，是結合了當時崛起的多元文化主義、後現代行動主義等前衛論述所散發的廣泛社會效應。它們有別於既有典範的共通特徵或許可以用「介入倫理」這個詞來概括。自此，文學研究目標的正當性、和研究者本身的道德承諾逐漸成為不言而喻的預設立場。

把這個新的文學批評典範更向前推進一步的，是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盛行的「文化研究」。許多學者都曾指出，肇始於英國伯明罕學派的「文化研究」，在輸入美國後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使得族裔、性別、階級三大類別的議題躍升為壓倒性的文學研究主軸。此次典範轉移對研究者集體專業宿習 (intellectual habitus)的形塑力在世紀之交那段時間似乎到達了一個高峰。從這階段發表的學術論著在議題訴求、論證目標設定等方面來檢視，新典範的擠壓效應相當程度縮減了研究題庫的多樣性，而論述內容的可預期程度也明顯提高。

二、兩個不同層次的典範轉移

這次受邀發表演講給了我進一步思考這個複雜議題的機會。第一步嘗試，是把文學研究領域裡「批評典範」轉移的局部現象，與涉及當代核心基礎信念的整體性「知識典範」的更新之間的關聯，做比較細緻一點的釐清。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個思想界格外活躍的歷史時段。知識領域中許多基礎信念受到革命性的挑戰。同時，得益於此時全球化過程加速啟動的助力，這些劃時代思潮從歐美知識界快速向外輻射到世界各處。後結構主義的主體建構論、反本質主義、傅科的知識考古學、阿圖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後現代主義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等等，——這裡不必細數，大家都已經相當熟悉了。由於涉及了針對西方幾千年哲學傳統的反思，抽象思維層次頗高，因此贏得了「高層理論」high theory 的稱號。這些屬於高層次「知識典範」的基礎信念革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關口，多半已被當時大多數主流研究者所接受，逐漸成為對相關議題思考行為的基本預設。基於種種因素，文學研究的眾多從事者則更為明顯地聚焦於其中幾個特定的流派：後殖民、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這些流派以迫切而直捷的方式，試圖回應人類文明進程在亙長的時間軸上的一些積累現象（如父權傳統、人種歧視）、或廣泛形塑今日社會結構的近代歷史情境（如現代化、民族國家、解殖民），因此內涵了一個「介入倫理」的先決要件。這些泛政治性流派為何在這個時間點贏得壓倒性的關注，應該是許多繁複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的，不在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範圍之內。這裡想要進一步觀察的典範更替後文學研究領域內所產生的實際變化。比方說，一時間許多人開始將文學或文化現象背後的「先決歷史動因」 （historical motivating forces/factors）推到前台，「現代性」取代了「現代主義」。從布迪厄場域理論的角度看來，對文學研究者的操作模式的分析、歸納，是辨識他們的專業宿習（professional habitus）、場域內的位置分布結構、各種運作的支配性規律、價值判準的依據原則等等的基礎。而任何類型的文化場域內部的結構變化，經常是整體社會中份量更重的權力場域（如政治、經濟、知識生產、創新科技等場域）中力量的「折射」。

上一屆比較文學會議專題論壇中，邱彥彬教授的一段發言提到「思想計畫」這個詞（我猜想是intellectual project , 我有時把它譯為「思想方案」），我覺得很適合用來叩問、闡明「折射現象」如何影響文學領域的實際發展。邱教授這樣寫道：

………我可能會稍稍背離大會的期待，不從實然的層面出發，也不把比較文學當成是一個具有明確的專業範圍界線，特定的操作方法與學術成規的 discipline 來檢討，而是傾向將比較文學視為一套不斷試圖超克現狀、想像一個宜居世界的思想計畫。

作為思想計畫的比較文學，依其不變的初心、底藴、或內核而言，本身就是一套想像世界化成（worlding）的方法。¹〈台灣比較文學的現狀與未來：2022年第四十四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專題論壇〉。《中外文學》第五十一卷，第四期，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第一百五十三頁到一百八十二頁. （December 2022， Vol. 51, No. 4, p. 153-182）.

我很高興看到邱教授做出「實然層次」和「思想計畫」兩個不同層次的區分。誠然，這篇發言是將重心放在後者，循著worlding 這個概念主軸，描述從歌德1827年提出「世界文學」、迄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比較文學發展所經歷的三個階段。然而，被邱教授暫時擱置的「實然」層面——一個「具有明確的專業範圍界線，特定的操作方法與學術成規」的比較文學 discipline——卻正是我想像中「文學批評典範轉移｜發生的所在。它是場域論所劃定的、文學研究從事者的社會行為範疇；是由當代頂尖思想家所帶領的、廣泛知識典範更替的作用空間；是特定理想願景和追求方案在實踐過程中所鑄留的痕跡。依照我的前提假設，這些屬於不同層次、相異卻仍有交集的大小場域之間的迂迴、片面、渾沌、折射的關係，其實正左右著吾等專業生活裡種種操作範式、意義生產、價值取向等的硬體架構。

2015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電影、媒體理論家D. N. Rodowick的一本書，《理論的輓歌》(Elegy for Theory)。¹D. N. Rodowick, <em>Elegy for Theory</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輓歌」這個詞乍看或有誤導之虞。其實這本書的主旨不在於悼念，而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文研究裡大寫的「理論」重新做一個系譜性的整理，其中包含了一個重要的論點：二戰以後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在爾後的「理論」狂飆中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驅動角色。作者以電影理論切入，以大量豐富詳實的論述材料來說明西方知識界如何在二十世紀中葉開啟了一個新的追求，企圖以科學為楷模，對人文現象做出嚴謹、系統性的分析，並據此與幾千年的西方哲學傳統進行積極的對話與挑戰。Rodowick 所謂的這個追求，和邱彥彬教授筆下的「思想計畫」應該是屬於同一個概念範疇。這種受到科學範式啟發的「廣義的科學性知識典範」在一度影響至鉅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中佔有支配性地位，也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典範轉移所要逆轉的對象。

一方面，是個別或集體想像的「思想方案」，以及衝擊既有知識層面「基礎信念」的革命性思想更新計畫，比如邱教授的worlding 、Rodowick的scientism。另一方面，是所謂實然層面的操作方式和學術成規（或說它們所構成的「文學批評典範」），是可以藉由布迪厄的分析框架來做進一步凝視的。這兩個層面既非互不相涉，它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簡單的對應。然而兩者的連動性是有跡可循的。

三、文學研究學科內部的轉變

回顧過去大半個世紀的北美學界，比較文學在推廣新知識典範的過程中，也同時扮演了在人文學科領域內帶頭衝刺、並大幅改變文學研究生態的先鋒角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因為比較文學的仲介，促使歐陸和北美的學術體制之間互相激盪，才豐富了「高層理論」誕生的土壤。Jonathan Culler 在短期留歐後所撰寫、出版於1975年的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是美國文學研究「理論時代」降臨的破冰之作。崛起於 1980年代的後殖民論述是前西方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知識菁英進入第一世界學術體制後的產物，而其中扮演先驅角色的學者如薩依德（Edward Said）、史畢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都高度倚重比較文學學科這個平台。¹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em> Critical Inquiry</em>, 20 (Winter 1994): 328-356.這段時間內北美學界裡的比較文學和「台灣文學」類似，扮演了鯰魚的角色，為傳統的主流文學系所——英文系或中文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對於戰後興起的中文或華文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 的衝擊，從某個時段內盛行的刻板印可見端倪：比較文學訓練的學者長於理論、具有前衛傾向；而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如東亞系，學科出身的學者則側重實證，並相對保守。

我對國內的情況隔閡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久前才從單德興教授上屆大會專題論壇中驚訝地得知，原來上世紀中晚期國內成立的比較文學研究所大多都已經停辦了。那麼，今天還有這麼多學者參與比較文學年度大會，或許應該歸功於這個學科所累積的豐富象徵資本吧？正因為它為各種試圖衝破固有疆界的新知識探索提供了平台，使得它的重要性超越了僵固的學術體制和現實約束。然而，文學研究本身所經歷的改變卻也昭然若揭。

在大會提供的論文摘要中看到張忠安教授點出文學作品本身如何在本地研究中逐漸被邊緣化。弔詭的是，如果單就數量看來，本次大會所發表的論文中以文學作品為主的仍然佔了絕對多數。所以，或許更準確一點來說，應該是以文學為本位的研究方式逐年被邊緣化了。理由也不難指認。九十年代之降，我們目睹了後冷戰時期，在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浪潮下文化產品位階的調整，以及數位革命對文學媒介釜底抽薪式的代換。即使我們擴大「文學」這個名詞範疇的邊界，納入影視、手遊等具有「文學」性質的產品，論文發表人從文學（或較為廣義的文藝美學）角度切入的確實比例不高。而與之成為強烈對比的，是許多論文對與二十一世紀「新知識典範」相關議題的投入性關注。毋寧說，我們面對的是另一波對應於整體性知識潮流發展趨勢的人文學科操作典範的轉移。

三、新世紀的典範轉移：現在進行式

每個時代的新知識典範總是反映著當下的歷史處境、文明危機、個人與社會、或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新世紀以來，諸多新學說流派，如人類世、後人類、動物研究、媒介考古學、生命哲學，等，以不同方式回應了氣候變遷帶來的生態危機，網路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慧對人類與非人類界線的挑戰，以及全球化挾持的新自由主義和民粹猖獗等等歷史情態。這些思潮含藴了同代人的集體願景、對策方案，因此最能激起共鳴。這些屬於邱彥彬教授所謂的「思想計畫」（思想方案），或是Rodowick 提出的戰後西方向科學看齊的人文知識追求。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將這個層次的歷史進程與學術圈裡的比較文學、電影研究的發展軌跡掛鉤，並以此肯定後者的功能及貢獻。至於新世紀方興未艾的知識典範轉移和不同學科內部實際操作之間的互動，必須得等到塵埃進一步落定，才可能出現更為全面、有系統的整體性分析。下面提供的僅僅是個人有限的幾點局部觀察。

難以避免的，在任何時期的新知識典範啟發之下，研究者對主題內容的主觀投入經常會掩蓋了新典範思維模式的自覺與關注。思維模式的反轉、匡正、和革新關鍵性地涉及對思考對象的內容、性質、範疇的重新界定，其實更是典範轉移的關鍵面向，重要性不亞於一套新的基礎信念的建立。這或許也是為何近十多年來，圍繞著「新物質主義」的學派，包括以研究科學方法起家的Bruno Latour所提倡的新研究模式Actor-Network-Theory，在人文學者中大受青睞的緣故。¹Bruno Latour, <em>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em> Oxford UP, 2007. Rita Felski, “Latour and Literary Studies.” PMLA Vol. 130, No. 3 (May 2015), pp. 737-742. 簡要地說，與二十世紀中、晚期兩次分水嶺式的典範轉移最大的不同點，是「自然科學」成分的引入。也就是說，從一方面來說，新思維模式的基本邏輯有別與以往廣義的科學範式或政治範式。然而，與此同時，一個歷史時段中的思潮流派發展譜系，本來就具有多重元素互相掩蓋重合、藕斷絲連的性質。

這裡我想用Oxford Bibliographies有關「新物質主義」詞條裡的一些關鍵字眼，來說明新知識典範與「過往」之間的臍帶關係，並以黑體字強調其交替、掩蓋、重合、的各個成分。

New materialism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ly committed field of inquiry, emerging roughly at the millennium as part of what may be termed the post-constructionist, ontological, or material turn. … new materialism has emerged mainly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feminism, philosophy, science studies, and cultural theory, yet it cuts across and is cross-fertilized by both the human and natural sciences. The revival of materialist ontologies has been animated by a productive friction with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t frameworks in the critical interrogation of their limitations engendered by the prominence give to language, culture, and representation, which has come at the expense of exploring material and somatic realities beyond their ideological articulations and discursive inscriptions.

儘管有些構成新知識典範的議題，比這裡指出的本世紀初「新物質主義」的啟動來得更早（比如有關cyborg 的討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相當盛行），但是五花八門的探索方向像不同形狀、強度的浪頭，在本世紀初的一、二十年間匯集成一個可辨識的潮勢，大抵是因為它們分享了一些共通的思維模式、和對概念範疇的界定方向。（用提出Distant Reading 的Franco Moretti的兩個隱喻，「樹」和「波浪」，來理解這個參差交錯的混雜過程，應該很有幫助。樹的比喻強調的是有邊界的系統概念；儘管枝繁葉茂，終究可以追溯到統一根源。而波浪則是不停地在時間流裡越過邊際向外擴散。）如詞條中所顯示的，首先，新流派對於曾經席捲人文領域的「語言轉向」和「社會建構主義」提出異議，試圖匡正，儼然構成了它們自我定位的一個基石。其次，新思潮在很大程度延續了上一波、也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盛行的、廣義政治性典範的介入倫理和行動主義導向，這代表了一個正向的承襲。最後，讓我再次強調，和戰後的「科學主義」截然有別，新典範接受了物質本體論的預設，納入了一向被人文主義所排除的自然科學元素。於是將跨領域實踐推入自然科學的新介面，對傳統人文學者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戰。

正如前面所說的，文學領域的批評典範對與知識典範的呼應常常是迂迴、片面、或透過折射的方式展開的。把注意力放在思維模式的轉變軸線上，會讓我們發現「新典範」的「新」字是個自我矛盾的修辭（oxymoron），因為新典範的意義經常是由不同舊典範的成分、以負面或正面的方式來界定的 （negatively defined）。轉移不表示按一個取消鍵，把過往刪除。重新開機後操作的還是同一套硬體。

讓我回到徵稿啟事中另一段文字：

「重啟」亦可能指向懷舊、復古、或任何往過往挖掘、汲取或建構的行動。洛席安（Alexis Lothian）即倡議一種透過回到過去以重新介入對未來的想像，進而達到改變現世的目的的酷兒方法。此中，「過往」成為方法，曾經的創傷、記憶與刺點成為「抵認同」（disidentification）的契機，我們由此啟動革新的願景。

也許大家已經覺察到，我的討論和這一段的基調不同地方，在於我把「過往」在新典範中的地位視為是存在的母體，而非可供汲取方法策略的一個貯藏庫源。同時，這篇演說的討論大多是針對「典範轉移」這個歷史現象的複雜性而發，沒有正面評論「重啟」的性質和可能性。或許這是因為我的理論啓蒙發生於「介入性的行動預期」典範盛行之前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因此在專業宿習上仍然保有「描述性的知性理解」的操作範式印記。這可能也正是我和新一代學者應該彼此對話、切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