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蔡欣倫、陳柏丞

修訂：張誦聖

前言

「太 Solid」的論文與「理論焦慮」

2021年6月28日至7月1日，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張誦聖因應臺大臺文所的邀請開始了為期四天的密集課程。第一天講課內容旨在引導臺灣文學界的研究生思考當代頻繁更迭的理論典範對於文學研究有何意義，以及對於頻繁存在的「理論焦慮」，研究者該如何因應之。

主持人張文薰老師以自己的寫作經驗為密集課程揭開序幕。她提到，自己從前的一篇論文由於調度了大量史料，被評論者形容為「太Solid」──若是缺乏更高層次的統合與理論應用，容易使得研究作品缺乏彈性；同時，張文薰也指出「理論焦慮」一直普遍存在臺灣文學的研究者身上，且在不同的場合持續發生。

張誦聖老師的文章〈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則是一個良好的範例，讓讀者得以見到歷史現象與理論的結合如何可能。張文薰舉例，向來被認為歸屬不同文學陣營的呂赫若與島田謹二，若是透過「世界文學」的理論分析，會發現他們竟處在相同的光譜之上；從這些理論出發，我們得以發掘出更多蘊含於文本中的意義與價值。而這些價值的重新出土，正是因為臺灣目前與東亞、乃至於世界學界一樣，正經歷著知識典範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藉由這系列的演講，張誦聖老師要與聽眾分享的主題。

一．課程內容

飛機降落，以及燈火

張誦聖老師以「飛機在夜間降落」比喻自己初踏入日治時期文學研究的景況：僅有的史料如零星的夜間燈火，而周圍全是陰影。然而讓她願意持續進行下去的原因是想要嘗試操作的理論。她呼應主持人的序言，指出若有理論作為參考架構（framework），那麼可以幫助在研究時「舉一反三」；張誦聖老師強調，自己最享受的，是在寫作時，試驗、檢測理論的使用是否得以帶來距離感，幫助你看見自己太過熟悉以至於沒有注意到或看不清楚的東西，也才有可能進一步思考文學現象所隱含的深層機制，或是可資比較的跨域通則。

張誦聖老師接著提及，自己從1990年代末期至2005年，都一直把自己放在布迪厄的研究當中，並且嘗試運用其理論在臺灣戰後文學的研究，看能否帶出新的發現，並出版了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一書。而在出版之後，張誦聖老師開始好奇，同樣的理論若放在戰前研究，會有什麼效果？於是寫了包括〈戰時台灣文壇〉在內的幾篇史料方面頗不完備的「嘗試性」論文章。

理論焦慮

大約是六、七年之前吧，張誦聖老師發現身邊有些研究生開始對一些晚近知識界裡出現的新思潮，如後人類，新物質主義，媒體考古學，等，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焦慮。環顧左右，果然，文學研究領域中也正醞釀著一輪新的典範更替。“Digging in and Standing Back” （第一天上課參考材料）的作者 Rita Felski所主張的「後批判」（post-critique）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也促使她對自己幾十年來在美國學界所目睹的，文學研究典範緊隨著當代理論思潮的推進而亦步亦趨不斷變化的現象，開始有些反思。

前年（2019）年底，中研院舉辦以「情動理論」為主題的研討會，張誦聖老師應邀發表論文。之後有個難得的機會和文哲所的老師們進行了一個小型座談。在這個座談中，大家坦率交流各人過去數十年間與理論交手的經驗，氣氛異常熱絡——很顯然的，不同學術世代的文學研究者對「理論焦慮」這個議題都不陌生，也發各自展出了因應之道。這也就成了她在本節課裡想跟班上同學們分享的議題。

「你談不談Po-Mo（後現代）」──理論之更迭與衝擊

「在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學門 （比如歷史系、社會系）的學術生態內，理論佔有的位置與文學研究是相當的嗎？」張誦聖老師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而她的答案是「恐怕未必」。那麼「文學研究為什麼這麼一面倒地依賴理論呢？」

她舉了個例子來形容流行理論在美國人文學界風吹草偃的情況。約莫90年代初期，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上，大家會互相開玩笑地詢問「你討論後現代嗎」（Do you do “po-mo” talk）？張誦聖老師藉此指出，當時面對著介於「新銳」和「時髦」之間，挑戰顛覆各種基礎性預設的後現代思潮，許多學者雖然覺得勢不可擋，內心卻有一定的懷疑和保留。。比方說歷史學者葉文心表示，「在歷史學門，我們最後還是得承認『歷史事件』的存在」，這也令張誦聖老師反思：「我們有沒有最後仍可以退守（fall back to）的東西」？

「是文學的文本嗎」？20世紀中期盛行的新批評主義「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的說法，把意義的源頭歸結於文學作品的文本內部結構。70、80年代隨著馬克思流派的興起，對於文本（text）的關注開始轉移到了脈絡（context）之上。與此同時，文學界經歷了後結構、後現代等思潮的洗禮，「文學文本成了最不solid的東西」，同一個文本可以有無限個不同而均值的詮釋。到了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開始席捲文學學門，近年來不可否認的一個現象是一種特殊的「人才外流」—學位論文不以傳統定義下的「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人數愈來愈可觀。

為什麼文學研究者對理論典範如此無法抗拒？

張誦聖老師坦承她只有兩個嘗試性的答案。

其一：或許是因為全球現代性腳步的加速，使得過去幾十年成為思潮跌宕起伏格外劇烈、頻繁更替的一個歷史時段。二戰以後高等教育發達的美國從大師輩出的歐陸不斷引進各家思想流派。先天傾向關注當代人類文明現狀的文學研究者從中挪借思考框架及批評範式，久而久之成為常態。文學批評典範也因此隨著快速更迭。對此，張誦聖老師舉例，德大比較文學博士班資格考的備考書單，幾乎每幾年就大幅改換；自己當初考試的文學理論書目與近年學生們的竟然毫無重疊。

其二，或許是美國的高等學府的體制特性使然。「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消亡），這句學術界的名言一語道破「終身教職制」 (tenure system)的基本運作邏輯。「原創性」規定了西方學術出版的標準門檻。倘若總是依循著前人的典範，短期內恐怕難以超越，成一家之言；如果置換了一個新典範，就比較容易重頭來起，出書立說。這種體制運作方式最明顯的缺點是，不免對世代傳承以及學術成果累積造成負面影響。而間接的影響則是：無形中造成了每一代新進學者對足以提供新研究典範的「前沿理論」的過度依賴。

因應之道

那麼研究者該如何因應排山倒海而來的新理論？張誦聖老師以自己的博士指導教授劉若愚為例。她提到，自己初到美國唸研究所時，是一位出身耶魯正宗比較文學訓練的教授建議她去讀劉若愚的著作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75）。這個機緣讓她後來決定轉學到史丹佛跟劉若愚攻讀古典中國詩論。

結構主義在1960、70年代席捲學界，影響甚鉅（大家或許聽說過所謂的“the linguistic turn，”Richard Rorty在1967年提出的）。那些年的文學研究也因而吸納、接收了結構主義的許多基本概念。但是劉若愚卻不認為這個流行學說是分析古典中國文論最理想的框架，反而在一些歐洲現象學理論家，如 Mikel Dufrenne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1953), Paul Ricoer 等人的美學論述中得到許多滋養，並因此成就了一部被大家公認的介紹傳統中國詩學的重要英文著作。

老師以此提醒各位研究者，我們必須時時謹記於心的是，今天我們接觸到的當代理論，在本質上是在亞里斯多德以來幾千年持續推進的西方哲學系統內部發生的，是布迪厄所謂的歷代哲學思想家跨時空進行的一次又一次的高峰會。這些由源遠流長的思想體系所構成的場域之中的對話，涉及許多關乎人類文明的基礎性概念，對於文學研究者的求知慾無疑供給了豐富的滋養，同時它們所展示的思辨邏輯在提升研究者抽象性思考能力這方面尤其有極大的助益。

但是不應忽視的是，從微觀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理論生產和文學專業的具體研究處於不同的知識結構之中，企圖達到的目標也不相同。我們也很難要求文學研究者對這些深奧理論的系譜根源有通徹的了解，確實知悉它是承襲了哪些前人觀點，對哪些理論支派進行了駁斥或修補。而老師也另外點出，美國的同事、同學縱然不是非常熟悉哲學領域，但在該文化背景的長期浸潤之下，接收這些當代思潮、理論時所需要克服的障礙（尤其是牽涉到文化基本預設方面的），仍舊會比在亞洲人來得少。

總的來說，文學研究者的理論運用在很大的比例上是選擇性的，局部性的，啟發性的，透過與常識判斷結合而領悟的。對此我們應該持有一個平衡的心態和理性的認知。像劉若愚教授這樣堅持將研究題材的性質納入考量，在當代理論中篩選出最具有詮釋潛力的參考框架，不失為可取的因應方法。說到底，即便我們承認接受理論的動機是為了因應體制的要求或界內壓力，重點仍在於汲取真正有用的資源，成功與否的判準是這樣做能不能幫助研究者生產出有價值的原創性成果。

「我們要努力跟上理論嗎？Can I Say “No” to Theory？」

張誦聖老師接著提到，據她了解，理論的引進早在1970末、80年代初就對國內的學術體制的換代、延續、研究方法取向等造成衝擊了。她1981-82年回母校做了一年的客座講師，當時臺大外文系的比較文學派和英美文學派對於應該「接納理論」還是「固守文本」意見相反，各自擁有熱情的追隨者。從現在的角度回顧， 這兩個態度的分歧其實是文學研究領域裡延續了許多年的一個基調。值得一提的還有：不少人在學術生涯的不同時期從此端游移到彼端。然而，不論如何，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課堂上談「理論焦慮」，這件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說明了前一種態度的主導性發展趨勢。

反觀過去幾十年的美國學界，文學研究者們面對理論的不同態度之間自然也是充滿了張力。反彈的力道也會階段性地，隔一段時間以公開的方式呈現。張誦聖老師於是以課前的參考閱讀，Rita Felski 寫的”Digging Down or Standing Back”作為示範來評述這個現象。

Felski 出身英美文學，長期擔任重要期刊 New Literary History 的主編。這篇文章寫作於2013年，當時一波新的理論反思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了，而她自創的 “post-critique” （後批判）品牌也引起了不少共鳴。從我們的關注角度來看，張誦聖老師認為有兩點最值得強調。

首先， 以學術養成來說，Felski 屬於1980 年代出道的「理論世代」，自然和那些執意關起大門把理論排拒在外的基本教義派不同；但同時也有別於出現於1990年代中的上一波文學學者對理論的反彈。

1994年，大約四百位英美文學研究者成立了一個新的學會，Th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我們從Wikipedia 的描述不難體會到這批學者對於當時「文學研究」領土受到「理論」侵門踏戶的強烈反感：

“[they]… shared a common exasperation with the narrow theoretical and sociological discourse that seemed to have gained ascend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而次年發生的事件更值得注意。比較文學學門一向是引介歐陸理論的急先鋒，然而比較文學學會1995年出版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中收錄的若干篇論文，也充分表達了「不知道把文學放在哪裡」的質疑。書中頗吸引眼球的一個名字是 Jonathan Culler，他1975 年的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是首批將歐陸理論引介至美國文學系所的書籍中的扛鼎之作。

Digging Down or Standing Back──兩種不同的理論途徑：可以同時超越嗎？

和1990年中期揭竿而起的前輩不同，Rita Felski 的主要學術養成都完成於1980、90以降的理論蓬勃期，對各家理論的論證邏輯十分諳熟。她藉用兩個修辭學比喻來區分引領當代的兩派理論在處理文本時所遵循的不同範式：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馬克思（Karl Marx）為代表的 “digging down，”，以及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為首的 “standing back”。前者向下挖掘 ，意圖揭示隱藏在文本深層的「真實」如馬克思主義者欲探究下層結構，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探尋人的潛意識；後者則是退開幾步拉遠距離，藉此維持警戒與批判眼光，如傅柯般地檢視作者、文本如何受到各種知識話語（discourse）或權力關係的形塑和建構。

文章的最終目的卻是要點出，面對文本，這兩種派別共享了一種負面的態度，和猜疑眼光。彷彿一逕專注地盯著文本，要找出一些什麼紕漏、或是被隱匿、遮蓋、壓抑的真相。這些類屬 “depth hermeneutics” （深度詮釋）或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猜疑式詮釋）的文本閱讀均以“critique” (批判）為最高宗旨。作者意欲提出的是”post-critique” 或對這種批判態度的超越。

「要如何超越呢？」張誦聖老師反問聽眾。莫非五十年風水流輪流轉，若干新批評的關注核心又重新回到了聚光燈下？不然為什麼一些久違的理論家的名字，像 Susanne Langer、I. A. Richard, E.M. Foster, 又重新出現在當前一些重要文學論著之中了？

「我猜你是擋不住」──宏觀理論之必要

回頭來談 Rita Felski 另一個異於前輩之處。縱然在某種意義上承襲了英美學派對於理論的抗拒姿態，這篇文章卻援引了如 Bruno Latour，Eve Kosofsky Sedgwick 等人的，晚近流行的「新」理論支派（情動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來支撐自己的論點。

藉此，張誦聖老師表達了自己此刻的看法。「如果是宏觀層面、當代思潮的巨大典範（Paradigm）更動，我猜個人是抵擋不住的。」因為當代前沿思想典範的開創內容關乎基本認知模式，哲學性的規範太過巨大，一般文學研究者並非站在同等平台上，很難對其提出有意義的挑戰或翻轉。許多人排斥新理論的動機更可能是「抵觸」：與原先內化的一些信念或思考模式不合。

文學研究者對新理論典範的援引與使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加入一個「當代跨際知識菁英俱樂部」。每一個新典範的誕生，都在於填補前一時段典範的致命缺憾、修正謬誤，特別是那些無法應對當代世界發展的種種盲點。而俱樂部的成員的優勢，是得以取用最新穎的思想工具來理解當代世界——有必要去抵擋如此可能獲得的新視野嗎？

Theory Versus theory──「大寫」的理論（專有名詞）與「小寫」的理論（普通名詞）

回到今天最初提出的問題：「文學研究者有可能成為理論的附庸嗎？」

老師於是介紹英文中大寫的 “Theory” 與小寫的 “theory”之間的差別。前者可以用來理解由著名學者、思想家提出的特定理論、學派、或思想體系，後者則是具有普遍性意涵的、一般人經由邏輯性推理所得到的系統性陳述。（比如說日常對話中的 “I have a theory”就是個 “有道理的說法。”） 這兩者當中的關係的確是不那麼容易完全釐清，不過可以借來說明一個初學者常犯的錯誤。

過去半世紀以來，文學研究者研究者從一波波流行的大寫「理論」——或“Theory” ，本身是經過精密的思辨和推理過程而達到的結論——中得到許多寶貴的啟發，得以用不同的角度觀看世界，因而也開啟了無數新的研究方向。然而若是把將傅柯、哈伯瑪斯，或什麼其他大師提出的開創性洞見， 當做自己研究工作的前提，於在地文化中蒐尋實例，以圖示、佐證它的普適性或「正確性」，這樣做固然並非沒有價值，但是嚴格說來，和研究所要培養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論性思考」能力——小寫的 “theoretical thinking”，亦即抽象思維、客觀分析、系統性推理的能力——其實是兩回事。

所以我們不要把援用某個大師的「品牌理論」（屬於 Theory 的範疇) ，和從事「理論性研究」（屬於 theory 的範疇) 輕易混為一談。因為前者並不能保證後者。也需要警惕的是，許多論文中對大師的致敬更多的是滿足了一種「品牌符號功能」，裝飾性大於可能有的實質性功能。

在區別了作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的「理論」之後， 張誦聖老師仍然強調：研究者如果願意投入足夠的心力，在進入某種當代理論的知識系統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通過高層次抽象思維的嚴格考驗，在處理複雜概念時被迫放棄過於化約性的直觀連結，這本身就是極爲有效的 “theoretical training”，是加強「理論性思考」能力的最佳途徑。

二．資料分享

第一天課程的第二部分，張誦聖老師分享了她為這門課準備的一份 PowerPoint，根據個人印象，簡略梳理自1970年代以降美國文學研究領域內流行的重要文學理論流派，旨在具體展示批評典範在這半個世紀裡頻繁的更替、承繼與置換。

張誦聖老師在介紹資料的同時做了下面一些評論。

理論之爬梳：重點文學典範，以及「從社會科學到科學」

老師首先點出了1980與1990之交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客觀的、抽離的、具普世性等偏向科學的研究取徑，轉向泛政治性的理論，如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研究等。可被視為一次大幅的典範移轉。

而在該時期，「對文本」的關注轉向至「對社會脈絡」的關注，是對文學最大的衝擊。不過在先前的新批評主義有其「只關注文本內部」缺陷，對此「從內緣至外緣」的轉向，張誦聖老師表示自己很能夠接受。而在後殖民、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成為顯學後，張誦聖老師再次指出其對於文學科系所帶來的明顯打擊──正如印象很深刻的是九十年代一次聽到一位英文系老師所表示，文學作品已經不再是學生關注的焦點，她自己一個 theory baby 。但老師同時也提醒，未必需要負面解讀此一現象，尤其在當代網路的運作下，文學的生產、流通、被接受的方式都已經受到了新的衝擊，整個「文學」範疇需要重新界定。文學的定義與其分析範疇，講究著非常清晰的辨識與理論化處理，才能使視野更加清楚。

張誦聖老師在談及現象學時，她以「交響樂樂譜」與「交響樂演奏者之演出」來比喻文本在腦海中具體化成為美學產品的「相遇的過程」。閱讀者運用自身經驗填補文本空隙，恰巧如同演奏者憑個人技巧演奏音符。

在談到巴赫丁（Mikhail Bakhtin）時，老師則以自身經驗出發，特別提醒各位研究者運用特定理論時，一定要承認自己擱置了部分脈絡。儘管這種做法廣為採行，但研究者務必要保有自覺，不應過度立論（overclaim）。

介紹至結構主義與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時，張誦聖老師將「文學研究者審視文本」比喻為「物理學家檢視石頭」，都需要知道其結構、層次，而羅蘭‧巴特分析符號運作的方式，恰巧與Rita Felski所談的Digging down相似。正如同科學家分析石頭的組成，文本的形構也被以科學化的方式表明。

接著張誦聖老師介紹了其他近來的重要典範，並兼論美國人文學院從1990年代以來的「泛政治化」的理論發展近年來在美國溢出校園，在公共空間列扮演了更加顯著的角色。比如與偏左的 Antifa (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社會上出現的 cancel culture 等之間的連動。媒體對菁英大學校園的態度出現負面的聲音。右翼在公共空間甚至點名攻擊滋生於學院生態中的 Critical Race Theory。

同時，老師也談及美國學者對於「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引進學院後的轉化之不滿與反彈──即文化研究局限於「性別」、「階級」、「種族」的化約。而對於激進的社會運動，老師並不抱持反感，因為其所帶來的成果得以被大眾共享；然而也須另外指出，儘管贊同這些學者提出的議題，但覺得行動主義預設的過度盛行對研究者追求知識的開放性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對一個規模較小的研究領域（ 如台灣文學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比方說對於「批判性」的執著。

在2000之後出現的理論，張誦聖老師坦承自己只有很初步而膚淺的接觸。其中最受吸引的是新一波有關「世界文學」的論述，如 Franco Moretti 和 Pascal Casanova的論著，和以前言必稱歌德的世界文學討論不同，是新典範的產物，尤其是 world-systems theory（世界體系理論）。同時因為出現在後殖民論述之後，前提上納入了對非西方文學的考量，對研究台灣文學研究有啟發作用。

老師表示，文化理論對於前衛社會思想、行動主義邏輯的重視，使得一些從文學領域發軔的學派（如 Sinophone Studies）越來越深入一些特定的主題範疇，而有把文學和文學史的探討排除在首要議程之外的趨勢。「文學」作為一個概念範疇面對了數位革命前所未有的挑戰，亟需研究者具有開創性的通盤思考。一些以文學現象為標的社會科學理論（如布迪厄的場域論、彼得·柏格的文藝體制概念），或許更可以提供有用的分析框架，幫助將臺灣文學的放置入合適的脈絡內內討論。

她接著提到，先前提到的諸多理論如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轉向，以及近期的媒體、人類學，其實仍不脫離社會科學；然而像是後人類、動物研究，以及Bruno Latour等人的理論，都已經轉進了科學、科技工程的範疇。在現代主義甫誕生之時，由於受到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人們極力於區別人文與科技的分野；然而到了近代，人們則開始努力地橋接兩者。老師認為，這對她自己的知識背景而言，是個巨大的挑戰。

在演講的最後，老師除了提及近代因應基因工程發展而生的對疆界的重新調整，也談到了史丹佛大學的成立「文學實驗室」，透過大數據的使用與考證，直接挑戰文獻學地位。而後人類、人類世等理論因為與文學研究的對象有所關係，她也會持續關注。

三．課程提問

整理：蔡欣倫

修訂：張誦聖

課程告一段落，開放提問與討論時間，對於為何援引西方理論、運用理論的心態、理論是否有過時的問題以及身為文學評論者的自覺與職責，老師一一分享心得。

1. 陳柏丞同學提問：

【 在臺灣文學界，目前仍有許多研究大幅仰賴西方的理論之引進，我認為這可能是普遍的存在的「理論焦慮」的來源。而理論的存取，確實對於選用詮釋框架來說相當方便。

我想請教老師的是，有沒有可能在文學研究上，走出一個相對「不那麼仰賴理論」的研究取徑？而此外，臺灣文學研究中，有沒有可能也生產出自己獨有的理論？】

2. 陳柏丞同學提問：

【在老師上傳的指定閱讀中，作者透過兩種空間行為隱喻，分別是「深掘」與「退開」，來比喻兩大群不同的詮釋流派，並且梳理了現代化以降各種學群與學說的承繼或更迭。

在這裡想請問老師的是，老師認為存不存在所謂「過時」的理論？在範式興替更換過後，若想取用舊有的理論作為詮釋框架，會有什麼問題？】

3. 蔡欣倫同學提問：

【Felski文章裡闡述了闡述了兩組隱喻群，分析舊有的深掘模式可能受到的局限，並提出退後的視角，強調與文本保持距離、去自然化，回歸更為整體、脈絡式的閱讀，以上是針對看待/分析文本的態度和方式，那麼身為一個文學批評家/評論者其實也有自己的成長背景與位置，想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批評家，是否需要具備什麼樣的修養修為或如何看待自己身為評論家的職責，老師可否就自己身為文學研究者的身份，分享自己在進行文學批評/評論時，是否有時時提醒自己要注意的要點或原則？】

為何需要汲取西方理論

老師表示，以長遠的文明史觀來看，一百年是個很短的時間，而西方的現代性，從工業革命以降，乃至引起的社會組織改變，大概是四、五百年的時間。東亞是一個外力強行推上世界舞台的地區，對應到現代性裡的人、人與物等其他問題，都需要許多知識、能力的累積，而西方已然累積許久；暫且不論非洲、南亞，端看東亞區域，是由十九世紀中後開始，如日本明治維新效仿西方體制的成功，迄今仍是一個發展的趨勢。

因此，將文學視為一個 institution 有其好處，不集中在文本、作者等實體單位上，而是看作有系統、有結構的體制。現代文學的生產、流通跟接受與前現代大不相同，其不一樣之處便在於 institution、對美學的預設，以及文學應該在社會上扮演的功能看法不同，雖然有傳承，但也依帶著有現代性的事物如出版工業、網路平台等，若由此角度來看，文學作為一個institution，東亞其實就是重新去接受西方發展已久的 institution，這是很重要的前提。

在此前提下可以發現，近代文學研究、人文思潮，以及重量級的思考者（great thinkers）多出現於西方，這其實是源於其幾百年的累積。也就是說，如果比較其他體制，比方說政體、憲法、教育等，我們仍較仰賴西方為模型，若將文學研究也視為一種體制，那麼去吸收一個發展成熟的對象，尤其是同樣生存在一個以物質上的西方現代性為基礎的現代世界裡，這是不可避免的。

走出一個相對「不那麼仰賴理論」的研究取徑是否可能

老師接著提到，不那麼仰賴理論，不僅是東亞，也是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研究者、知識份子都在努力之事，而後殖民很大的貢獻在於努力朝這個方向發展，並推著大家往這個方向走。

至於能否走出不那麼仰賴理論的研究取徑，迄今沒有完全的答案，但樂觀來看，一定會出現與西方理論在典範上有意義的不同的發展可能，只是現階段，在宏觀方面，因為自身尚未有足夠時間的累積，故承襲發展成熟度高的西方思潮、學派，仍有其必要性。

老師又舉例臺灣的新電影如藝術電影（art film）的傳統，或是臺灣的鄉土主義、現代主義的運動，其實都有依賴西方 institution 的地方，由此可知，在一個宏觀的角度下，不太可能擺脫西方理論，但在微觀、局部或者比較衍生型（derivative）的情況下，會有很多可以發展的空間。

大寫 T 與 小寫 t 的「理論」

廣義來說，想要走出一條相對上不那麼依賴理論的路徑，是一個富有理想性與振奮人心的學術目標。然而，90年代之後，針對目的性較強、泛政治型的學派，脫離了文學研究的基本角度，老師是有些保留與批判的。她接續談到 Theory 和 theory 的分別。大寫的 Theory，是一個專有名詞，有實證的指涉對應 （如後殖民理論，情動理論）；任何人設了一個前提，經過系統性的推論，達到新的、開創性的結論，我們都可以說這個過程是富有理論性的，是小寫的 theory，這是我們期待每個研究者都具備的能力。也是在理論界自創品牌（建立對某些現象具有強有力的詮釋力，並受到認可、而且廣泛流通的一套說法）的基礎。

老師進一步提醒，不要把傅柯、哈伯瑪斯、德勒茲等學者的理論（他們所提出的洞見、論點）視為自己的前提，而是要將其推論過程中的論點，用以對照、檢測或重新思考自己要處理的題材，這才是引用西方理論的正確態度。整體而言，使用理論仍有其必要性，而最好的路徑是，運用西方理論，但有自己的判斷與選擇標準，並從中訓練自己養成有系統性的抽象思維能力。

最末，老師補充了What Is a World？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by Pheng Cheah）這本書，來說明自己對「規範性」（prescriptive）的研究態度仍然有所保留。也想為書裡批評的對象， Pascal Casanova 討論 world literature 所採用的「描繪性」（descriptive）方式提出辯解。並提到作為文學研究者所謂的「描繪性」可以有一個自覺的複雜面向。自覺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要接受自己的狀態不僅是一個表演者（actor）在表演，同時也是一個在觀看表演、進行批判的人，如此才能在小寫的theory 上有所長進，也就是增強系統性抽象思維的論辯能力。

理論會「過時」？取用舊理論作為詮釋框架的可行性

是否存在過時的理論？針對這個問題，老師認為所謂理論過時、或當紅流行理論被汰換的現象當然是有的，是我們很多人已經親眼目睹的。不僅如此，受到整套理論的方法、模式所影響而被彰顯的文學或文化現象，與特定標籤（label）——如後現代、符號學、現象學等——產生連結而受到青睞的研究對象，都是會過時的；也就是說，在當代學術體制環境下研究題目有行情升降的情形，這是無可否認的。

上述是客觀的描述，但如果是個人的選擇呢？老師接著談到在範式更換之後，取用舊理論作為詮釋框架的可行性。必須理解到，新理論典範的出現，往往是為了回應前一批流行理論的漏洞、缺陷、未能妥善應對的問題——即便只是採取這樣的姿態。以此角度來看，理論過時的問題就變得較為複雜，因為舊理論的方法和預設有其積澱，於是在有意無意的狀態下，研究者可能仍在運用這些所謂「過時」理論的基本方法而不一定有所自覺。隨著每一波理論而普及的基本預設，壽命可能延續得更長。

因此在面對大的典範翻轉、更替時，比方說新批評主義被理論世代當成箭靶，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大勢所趨，文學研究者其實沒有很大的能力去全盤釐清因果，或逆勢而行。而文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必須承認它是在現代性學術分工狀態下的一支，而當代理論大家之間的對話，是在一個盤根錯節的哲學傳統中進行的，是在大的系統上，憑藉著先建立好的前提，來進行對話的。不管是時新的或快要過時的理論，因為在同一個脈絡之中，概念定義或批評詞彙可以相通，即便是進行反叛、糾正、或推衍。面對這樣具有系譜與脈絡的知識，身為老師的角色，就是讓學生在此脈絡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方面跟上最新典範的理論，同時也存有對舊理論的知識基礎。

Rita Felski 的兩組分析模式：深掘（Digging Down）與退後（Standing Back）

老師談到Felski這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把上世紀末以來當代學者兩種類型的分析模式都視為是「批判」式的（critique），並且主張我們應該進入「後批判」的境界。英美學界的一個潛在邏輯，便是每個學者都應當盡可能吸收、融會貫通當代盛行理論的視角跟各種洞見，，還要建立自己一個新的、有原創性的，可以影響別人的理論品牌。即便是揭櫫「後」批判（“post”critique），Felski 這篇文章仍然某種程度訴諸當下儼然正在從事典範翻轉的學者Bruno Latour, 試圖從他的 ANT （actor-network theory)那裡汲取理論資源。

文學研究者的特質以及文學評論者的職責

關於如何成為一位好的文學研究者？老師分享自己的經驗，她天生地會對後設批評（meta-criticism）產生興趣，認為如果想做文學批評家或研究者，具有這種性向或許是有幫助的，也就是說，對自己正在進行的行為，能站開來去評述、解析這個行為的性質如何，以及背後有哪些符碼在規範你的行為，對這類後設評述樂此不疲也使得自己對於新的理論典範不斷出現的現象，充滿了好奇。

其次，老師復提「描繪性」與「規範性」的概念，亦即如何描述一個現象的特質以及強調學術行為應該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她傾向認為作為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去描繪、分析與呈現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