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作為學院內曾經的異端，自1997年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真理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系開始，走上一條貌似繁花似錦，實際滿佈荊棘的道路。本文有別於討論「台灣文學」何時、被誰開始肯認的討論，而是從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歷程嘗試思考文學體制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討論台灣文學及其研究何以在短時間內由顯學成為險學？是否真的因為台灣文學就是政治運動下的產物？還是台灣文學自始至終都未曾爭取「國家文學」的身份與認同，致使在少子化、高教崩壞等逆勢情境下開高走低、搖搖欲墜？

在以下有限的篇幅當中，本文選擇放棄以學術語言、而採取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試圖闡明以下幾個問題：

一、文學究竟有無可能脫離國家/政治的影響？

二、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未竟之業究竟產生了什麼問題？出現什麼困境？

三、有志者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戰略，才能面對少子化與影像娛樂高度發達，文學卻日益衰頹的窘迫情境。

從1997年真理大學（淡江工商管理學院）成立第一個台灣文學系開始，至2000年以降相關系所的大量成立，台灣文學研究體制雖然已經有大學部至博士班的完整建制，近年來卻因為少子化、高等教育崩壞等浪潮的衝擊，逐漸出現招生、減班或停招的危機——由盛世變成剩事，從顯學變成險學——常見的一種批評，大多指稱台灣文學研究因為過度政治化，導致其既因為政治本土化而起，也因為國民黨的再次執政而衰。然而，文學究竟能不能超脫政治？或者說，在台灣的文學（不管是中國文學或者是台灣文學，創作或者是研究）究竟能不能獨立於政治之外，就單純只是一門學門而已呢？

我個人主觀且帶偏見的看法是：台灣文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學術體制，有其應然卻不必然的理由。坦白而真實的說，如果不是當時「台灣」社會普遍存在認同與國家定位的曖昧，台灣文學被歸類在中國新文學範疇其實是理所當然，再多也只會是中國文學系中的其中一個組別而已。換言之，台灣文學系所這個因為歷史潮流而生的學科，即使曾經把握機會，卻也因為沒能認清學術體制之所以在社會奠基的根本原因，進而在後續的發展中欲振乏力，終至載浮載沉。

近年來伴隨著高等教育招生困難，甚至持續有系所學校退場關校，台灣文學研究系所的招生情況也逐漸惡化，然而，縱使面對外在環境持續惡化，台灣文學體制內的反應卻相形緩慢，缺乏相對應的病識感，甚至採取諸多治標不治本的行動策略，著實是吾輩有志者們久久不能理解的發展情況。

然而在討論台灣文學系所報名衰退，甚至部分系所可能或已經出現的存在危機以前，本文想先闡明的幾個前提分別是：

一、大學系所的存在與延續其實經常是政治場域運作下的結果。

二、台灣文學先於台灣文學系所存在，不會因為台灣文學系所消失而消失。

三、台灣文學系所不全然背負著如此使命，卻是製造、散播台灣主體意識形態的主要場域。

四、台灣文學系所的存續仰賴的不只是學術人資的生產，而是人資的散播，尤其與教育場域的有效接軌，才能建置尚未完成的台灣文學生態系。

一個有趣而荒謬的事實是，台灣文學系所反而是在成功體制化以後，逐漸喪失與台灣社會對話與互動的能力/必要。回顧以往台灣文學系所發展最大的盲點在於：體制化以後逐漸只談「知識」、喪失「運動」的思維，原本來自1980年代以降累積的能動性，反而逐漸被研討會、學術升等等冠冕頭銜瓦解。然而，就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台灣研究（不管是文學，或者是歷史）體制化的目的並不單純只是成立另一個文學大專系所，或者再增聘幾位文學專業教授，而是本土陣營爭奪文化場域話語權的第一步，建立台灣國家文化主體性形塑與確立的前線陣地。

所以我的立場是，即使文學/研究不應該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文學/研究的體制卻不可能擺脫政治場域的影響與糾葛。當然我並不贊成所謂台灣文學系所是所謂「政治產物」的批評，因為那樣的說法其實預設了這世界存在著無涉於政治的學術體制；同時在批評台灣文學系所與政治場域太過緊密的同時，也刻意隱藏了相關學科（比如中國文學系所）與政治場域高度連動的歷史事實。¹即使這樣的批評未必失準，但是那些暢言台文系所與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高度相關的人，往往忽略過去壟斷文化場域（語文教育及其研究）的中國文學系所，同樣也與戰後台灣「再中/黨國化」的歷程緊密相連。

我的看法是，文化及政治認同經常使人產生本質似的錯覺，卻終究只是成功的人造物。對於台灣社會而言，「中國」意識之所以形成，甚至內化成為「無意識」的意識形態，根本就是戰後黨國體制「重生」、「再造」下的結果。蔣介石、蔣經國與中國國民黨藉由國民教育、學術體制、媒體傳播、國家機器等在台灣成功創造了一個文化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循環、一個穩定而長期的供需體系——利用國民教育、媒體及文化場域創造人力需求，再藉由大專院校/師範體系提供相對應的人力/師資，逐漸鞏固中國文學系所體制與黨國意識形態在台灣社會的正當性。

回顧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發展歷程，戰後黨國意識形態內部所存在的、對於「台灣」的矛盾，相當程度還是創造了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空間與縫隙。一方面，當時中國文學系所內部雖然大多抱持「台灣屬於中國」的政治意見，但是對於在系所內成立「台灣文學組」的訴求卻幾乎都是反對，或者是消極應對的立場。另一方面，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也莫名地被投射了與中國文學系所「分工合作」（中文系所＝古典文學；台文系所＝現代文學）的想像，進而致使了台灣文學系所在21世紀以降陸續誕生，一時蔚為盛世。

然而不管是文化意識形態的競逐？還是學術上的互補分工？我想提醒的是：台灣文學體制化在過去幾年的發展就是一個「未竟之業」，直接一點批評的話就是為德不卒！台灣文學體制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由顯學成為險學，雖然確實是因為少子化與二次政黨輪替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台文系所在體制化後擱置政治訴求，忽略爭取具備「國家文學」的身份與戰略位置，才是真的使台灣文學系所陷入生存危機，始終事倍功半的真正理由。

缺乏建立真正完整的學術「再生產」循環、一個存在於社會中穩定且長期的供需體系，才是使台灣文學體制化在近來的高等教育市場中淪為「次要選擇」的真正原因。

當然在此並非反對近年來台灣文學體制嘗試使學科與業界接壤的努力，但是我個人認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首要目標終究還是在於如何落實台灣文學作為民族文學、國家文學的訴求。換言之，如果台灣文學體制化成立初期刻意設定包括英、日文檢定與研討會發表等門檻，明顯是以培養台灣文學研究專業人才為職志的話，那麼學術人才養成後的出路與去處會是哪裡？本來就應該是體制化最初時就應該考慮的面向，或者至少也應該在體制化以後進行「滾動式」檢討。

（只可惜，從頭到尾就是弄了幾年效果有限的「台灣文學大會師」。）

回顧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發展，一個明顯矛盾的現象是台灣文學系所一方面制定許多超乎「行情」的碩博士畢業門檻，另一方面又直接放棄與相關系所在中等師資培育、課綱教材、考試命題等戰場的「競爭」。即使後來放寬外語檢定等畢業相關規定，也早已深陷高等學歷通貨膨脹、學術窄門易入難出、專業人才畢業學成以後徒呼前途茫茫、人才持續流失等現象。

再加上台文系所成立以後，學院的「磁吸效應」使得普及推廣的人力頓時出現真空狀態，不要說學界目標與業界需求無法對應，與台灣社會的互動聯繫也日益淡薄；另一方面，又因為棄卻與中文系所爭取平等的地位與資源，始終未能在國民教育、高等教育等場域完成學術再生產循環，致使台文系所在來不及扎根、茁壯以前便得開始面對大環境巨變的衝擊、被迫思索是否朝大眾傳播、語文創作與文創產業等範疇靠攏的尷尬處境。

然而在台灣文學體制目前持續朝跨領域、跨產業的方向「軸轉」（Pivot）¹在精實創業的概念中，軸轉指的是快速推出產品、快速更新，根據市場反應迅速修正方向。 之際，我的疑問是何以台灣文學體制化的同人們始終迴避體制內「再生產」循環明顯不足的嚴重問題？為什麼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關鍵明明與台灣本土化浪潮有關，成立以後卻明顯地「去政治化」的自我迴避、審查？與現實社會脫節？

我的看法是，找出路當然重要，但重點是路本來就不會只有一條。我當然認為使台灣文學體制與產業接軌是一件重要且合理的策略，但這一方面涉及到「跨界」以後，台灣文學體制還能保留多少知識內涵？另外則是體制外的合作機會與體制內應該爭取的生存空間，二者並不衝突，不應該因為大眾傳播、媒體或者其他面向的合作發展，繼續漠視、擱置台灣文學體制化未走完的最後一哩路。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2017年才正式成立的台灣文學學會（Association for Taiwan Literature），學會成立初期，不論在時事議題（春聯事件）或文教政策（高中課綱調整）方面都迅速地以「台文觀點」的角度倡議發聲，似乎重新找到台灣文學體制與社會的連結。然而，近年來則又更接近於轉發活動、研討會、文學獎與相關獎助訊息，明顯無力與無意解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未竟之業。

以商業的角度來比喻的話，台灣文學體制比中文系所更晚進入「市場」，體質也比中文系弱，卻更快地放棄競爭與武裝。一個我的師長輩所無能迴避的事實是，台灣文學體制始終迴避與中文系之間的競爭關係，然而體制化就是政治化，政治化當然就涉及到資源的競奪。台灣文學體制存在於教育場域，卻迴避「介入」、「參與」教育資源的競爭，坐以待斃，本身就是一件再荒謬不過的事情。

我個人的看法很間單，台灣文學體制至少在（1）課綱選文、（2）師資培訓與徵選、（3）國家考試科目這三方面，都必須爭取自己具備決定權的影響力，才有可能成爲真正的國家文學。另外，面對大專院校因為少子化而採取的員額緊縮政策，台文系所也應該把握當前本土政權完全執政的機會，遊說國會與教育部共同研擬「台灣學程普及計畫」，透過專案補助的方式，引薦碩士以上的台灣研究學人進入校園，透過開設通識課程或學程的方式，推廣過去體制化後的學術成果（事實上，在台文尚未完全體制化時，鄭邦鎮教授就曾經在靜宜大學實施類似的計畫。）

我認為，課本與教育場域才是培養讀者與閱讀習慣的最佳手段。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不管是文學、出版市場，或者是台灣意識，現有的台灣文學體制不論規模、野心與想像力等都已明顯無力負擔，或者得過且過，或者自欺欺人。

台灣文學體制化發展至今，確實也到了應該進行回顧與「體檢」的階段。比如說，本來應該作為國家文學的台灣文學體制究竟對於台灣的文學、文化、文創等發展有何理解、詮釋與定位？又或者是，台灣文學體制又要如何在文學、語文、文化等不同的知識範疇中找到平衡？在當前有關跨學科、跨產業的社會期待中找到自我「軸轉」的方向（「主軸」的重新界定，而不單純只是順應時勢的「轉向」）。

倘若改變要有可能，真正的核心關鍵還是在於我們到底要不要將台灣文學、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學系所等視為是「民族的」、「國家的」、「我們的」文學、研究與系所？面對上述諸多疑問，一言以敝之，就是「課綱不改，台文不興」，真正的戰場終究還是在教育部。台灣文學體制在成立以後的自我設限，面對保守勢力與（包裝在「政治無意識」的）華語、華文的視而不見或臨陣退縮，是終至讓盛世成為剩事，顯學成為險學的最真正理由。

我最後的意見是，文學需要國家，但文學更可以改變國家！面對當前語文課綱議題與台灣文學體制正常化的「鬥爭」，我只有以下的建議：

讓每一個人都有充足的時間與機會發言。願意好好談的就談，不願意談的就認真吵（雖然最好也最節省時間的方法是直接以政策碾壓過去），沒有得罪人的決心，沒有相信自己學科與信念的意志。倘若有一天台灣文學體制終於屈服於現實而被整併或收編，我們不會再有下一次機會，歷史會記住我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