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自從民主化、本土化以來，作為民族主義運動在文化與教育層面的其中一種「制度性成果」，便是誕生了名為「台灣文學」的「本土人文學科」。自1997年以來，十多所大學院校先後設置了「台灣文學系所」，在高等教育內從事教學研究；再加上2003年「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成立，負責推廣、展覽、典藏本土文學史料等事項。可以足夠自信地說，今日被我們稱作「台灣文學」的知識體系，已經納入國家體制，成為當代台灣重構文化主體性之社會過程中，扮演相當角色的一個正式部門。

到今日為止，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時間不過區區二十多年，如要全面性評估這個新興「本土人文學科」，究竟帶來哪些影響、有何利弊，自然為時尚早。儘管如此，我們對於體制化後的台文學科，仍須提出階段性反思。

如果說台灣文學正在努力將自身建構為一門完整知識體系，那麼除了「成為大學系所進入高等教育」以外，我們對於「台文學科體制化」的思考，似乎也應包括任何知識部門都需要考慮的整體面向：該學科對於公共領域的參與、研究材料與方法論的釐清、與相鄰學科的互動、與國際學術社群的交流，當然還有台文學科相對獨特的自身理想，諸如挑戰黨國意識型態遺緒、重構民族記憶與國家文化等等。

儘管如此，單篇短文仍有許多限制，因此在不忘記複雜社會性縱深的前提下，我在這裡主要聚焦於學科社群中的某個日益惡化的現象，也就是台文學科目前所遭遇的「教職赤字」──姑且用這個生造的短語來稱呼，在體制化之後，受過正式學術訓練的「本土台文博士」在自身學科內遭到的某種「就業排除」，以及他們無法一展身手的困境。

一份簡單的學科體質統計

或許我們能從一份簡單的「學科成員體質統計」開始思考。下面的這個表格，來自於2021年3月，台灣十六所設有「台灣文學、文化」相關大學系所，在系所網站上的公開資訊。很清楚而直觀的，這個表格展示了在台灣文學成為大學正式編制後，新進的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的學位背景組成。

表一：台文體制化後，新進「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的背景組成(2021.03)

要先說明的是，由於二十年前台文學科仍在草創階段，早期推動者多來自中文、歷史、外文等不同領域，因此，這個表格並不去計算資深「正教授」數量。原因是台文學科的第一世代推動者們，在本土文學飽受黨國壓抑的威權年代，當然沒有可能修讀還不存在的「台文學位」。儘管，他們對於重寫本土文學史、再造本土人文知識居功厥偉。

所以這裡簡單假設，目前副教授以下的學科成員，才可能是在體制化以後陸續加入的「台文博士」，我們也確實在統計上看到，首批獲得台文學位的青壯或中生代學者，確實有少部分在台文學科體系內部得到副教授職位。

該如何解讀此一表格？我會建議，將其視為「體制所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台文博士」（年齡約在35至45歲左右）在「學科第一個二十五年內進入台文體制之概況」──換句話說，這表格反映出台文學術人力的「再生產」狀況。不需要什麼統計學專業，在此能夠一目瞭然台文學科的人力政策與成員結構。該表格顯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趨勢」，我試著羅列其中三點：

1. 「本土台文學者」在「台文學科」內的就職比例極低：「台文學科」如果沒有「排斥」，顯然也絕不偏愛由自己手中訓練出來的「子弟兵」。從統計可知，血統純正的「台文系所博士」在體制化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只有9人進入台文體系，佔副教授以下專任教師總額的11.6%。而且，這9名台文相關博士中還包括幾位「師範系統」轉型後取得「台灣語言」相關學位者，他們其實與我們「文學研究」系統有不少差異（儘管台文學科中「母語」與「文學」的分流現象，其實是當前「母語瀕危」的社會病徵）。一個血淋淋的事實是，只要算上二十五年內進入體系的正教授數量，「台灣文學系」使用「台灣文學博士」的真正比例，恐怕不到十分之一。
2. 「本土社科學者」在「台文學科」內的就職比例極低：儘管近年台文學科努力開展所謂「跨領域」研究路徑，但是由表一可知，與台文學科有著同質政治理想的「社會科學學者」，並不是台文學科在擴張過程中，試著招募的對象。在副教授以下，只有5位「非人文領域」的本土學者進入台文體系，僅佔6.4%。順帶一提，儘管表格裡看不出來，但其中有兩位是「應用物理」跟「電機」博士，與此同時，完全沒有吸引或者接受任何政治學、社會學學者。
3. 「留洋人文學者」成為本土學科人力招募政策的首要人選：雖然台文知識體系的核心概念為廣義的「後殖民理論」，用以反對外來殖民政權所強加的「中國文化霸權」，但諷刺地，在人力組成上，台文學科仍然自願將有限的「教師員額」保留給「歸國學人」而非「在地囝仔」。從表一可知，如果考慮到時間面向，隨著台文學科的茁壯，偏好留洋博士（主要集中在美國與日本）的程度越來越高。在副教授世代中，共有19位、35.8%的「體制化後新進人員」是留學博士。而在更年輕的講師與助理教授世代，這個趨勢達到高峰，竟有共計11位、45.8%的教職保留給戲劇、傳播、影視等等學科的留學博士。

當然，簡單統計數字背後，真正的問題遠為複雜。所以表格只是用以勾勒「教職赤字」現象的輪廓，下面還是會從文化與政治的層面來展開討論。

即便如此，上述「趨勢」，仍反映了台文學科體制化以來，三個始終未曾解決，但卻幾乎不曾被人們意識或公開反思的重要問題：首先，「本土人文學科」對於「本土學術人才」缺乏實質且有意義的保護政策；其次，甚囂塵上的「跨領域研究方法」，只是徒有虛名的口號，反映在台文學科並沒有真正吸納社科新銳學者這一現象；第三，隨著台文學科在日漸緊縮的高教體系中承受評鑑與招生壓力，這個原本具有運動性格的「本土知識」正在有意識地透過「全球化」、「官僚化」道路來對自身進行徹底改造。

無法進入台文系所的台文博士

表一中我們看到，陸續從自身學門畢業的「本土台文博士」，在體制化二十五年期間，難以進入他們在學生時代就立志奉獻耕耘的領域。即使我們只考慮助理教授以下青壯學者，也只有25%來自於「自身學科」，相信此比例之低，在多數學門中都是絕無僅有（真難想像哲學系只有四分之一的哲學教師）。然而這件事遠遠不只是統計數字，有血有肉的「真實」更在於，那些年輕時受到台灣文學感召，決定以本土文化為終身志業的首批台文博士，所感受的巨大絕望。

當然，由於第一批「台文博士」最近十年來才陸續投入求職市場，並剛好重疊於台灣高教崩壞所帶來的就業寒冬，因此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為何台文博士在台文系統中「為數甚少」。

不過，上述辯解依然不能作為卸責理由。儘管此處無法取得數據，比較「台文流浪博士」和所有「文科流浪博士」的比例，用來判斷「台文博士無法學以致用」現象是否比起其他人社學科更為嚴重，但我們要注意到，這些在學生世代就受到豐饒本土傳承所感召的首批青壯台文學者，在高教就業的處境特別劣勢──他們鮮明的政治傾向、以及相對「狹窄」的本土文學訓練，會讓他們難以在知識類型上最為相似並且數量更多的中文學門、中學國文教師等等「典型文學專業」之中取得就業機會（因民族主義信念針鋒相對），也讓他們在其他人社學門中，因專業無法媒合而缺少足夠競爭力。

因此，如果「台文學科」作為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初衷」沒有被學科遺忘，那麼在制度上保護自己的子弟兵，以狀大學術與教育領域中的本土主義者，其實應該是情義與務實兼顧的最佳作法。然而，現實卻與理想嚴重相左，從前面這個簡單的「學科體質統計」來看，這些苦讀多年的「台文學科」博士，甚至在自身學科內部都不受青睞。

在此或可進一步考慮體制化前後學科成員的世代結構。首先是1997年以前，中文、歷史學門內的本土主義者，他們推動「台灣文學」系所成立，可以稱為是台文學科的「創設世代」。其次是從1997到2010年左右，台文系所逐一在各大學成立，然而此時尚未有受過完整台文專業訓練的師資，因此中文學門內許多教師轉而加入新興台文系所，他們可稱為「擴張世代」。最後是2010年後，陸續取得台文學位，並且投入學術求職的「體制化世代」。

表二：台文體制化前後的三個學術世代

由上面的不精確蓋括可知，在所謂的「台文學科擴張時期」，因為師資不足，大量向鄰近文史學門「借將」──不必諱言，台文學科的師資主力長期來自中文學門，在政治立場上，許多此時期才轉入台文的中期參與者，只能稱為是「不排斥、可容忍」本土意識的溫和派，在學術方法上，他們深受中國古典美學陶冶，對於現代西方文化理論的認識並不深入。同時，「擴張世代」還有一個出於歷史進程限制的關鍵性差異：他們最有創造力的青壯時期，剛好錯開了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與2010年後重新復甦的公民抗爭浪潮，或許也就因為被時間歷程所決定的「世代經驗」差異，造就了「擴張世代」相對上較為「保守」的集體性格。

即便如此，因為年資累積，時至今日，最為學者氣質、最少衝撞當權者經驗的「擴張世代」，恰好輪替為台文系所的核心席位，也掌握了台文系所的人事任用決策。也許，「台文體制」因此更加靠近學術官僚機構的常態營運，而不是旗幟鮮明的文化、文學運動。從表一還可知，當本土台文博士在嘗試尋求學術工作的同時，他們的機會還被同樣也選擇以台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本土中文博士大量稀釋。在體制化的第一個二十五年，晉用了9名台文博士與33名人文學科博士（絕大多數來自中文學門），若再考慮表格裡沒有統計的正教授，就可能到達四倍以上的差距。而台文學門內「中文壓倒台文」的懸殊比例，當然就是文化層面的「轉型正義」問題──在台灣社會本土化後，過去「中國民族主義」體制的受惠者，甚至能夠在新生本土人文知識領域中繼續保持壓倒性優勢。

事實上，確實有數位來自中文學門的教師，曾經短暫進入台文系所任教，在升等或人際摩擦以後，重新回到中文、華文學門。當然一個人選擇在何處工作，完全不必苛責，不過「擴張世代」所擁有的自由出入於兩類（某種意義上是敵對的）學門的「餘裕」，對比於本土意識強烈、政治理想上基進、高舉批判視野、社會參與經驗豐富的「體制化世代」（也就是第一批台文博士），近十年間輾轉於失業跟兼任跟助理、工作朝不保夕、收入無以餬口成家的潦倒遭遇，不能不說是絕大反諷。

當然我們可以反問：學科成員的學位證書豈有如此重要？難道曾經身處「中文」學門，就意味較低程度的台灣認同或者不夠資格的台灣研究？事實上，台文學科的「創設世代」多數來自中文學門教師，然而，他們作為某種前衛的、開創性的「本土文學運動」體制內發動者，卻也同時擁有最堅定的台灣認同與現實關懷，所以，此處當然不是主張「學位出身」與「意識型態」之間的直線對應。

問題應該在於，之所以前輩學者推動「台灣文學體制化」，不正是因為，「在相鄰人文體系中做台文研究」跟「在專門台文體系中做台文研究」其實存在著決定性的分別，因為任何一個學科，都有其獨特的探究領域與知識論路徑，這是從其他學科「角度」無法覆蓋的部分。故而，「台文學科應該引進更多台文博士」不只是倫理責任，更是戰略上用來證明自身「作為一門獨特學科」有其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因為其他學科沒有立足於「文化主體性」的論述支點。

因此，「台文博士無法進入台文體系」、「台文博士進入台文體系的機會遭到中文系統的嚴重擠壓」這兩個現象，不該被我們長久放任。但令人慚愧的是，近年台文學科確實樂於敞開大門，將接近九成的副教授以下研究教學職位，「開放」給那些「順便」研究台灣文學、以台灣文學為「材料」而不是為「方法」的其他領域學者──就此而言，當初台文學科從中文學門脫離的「獨立運動」，豈非兒戲一場？

對於一門亟需擴張象徵資本、取得知識生產制高地的新興學科來說，將多年培育的門徒棄之不顧，除了難免寡情的嫌疑，更意味著這個學科缺乏遠見與野心去成就未來的開拓與茁壯。體制化二十五年以來，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學科有意識地加速世代交替、也沒有看到它努力讓第一批「體制化世代」來繼承這個因為黨國意識型態統制因而遲到已久的「台灣文學體制」，這其實是策略上的巨大失誤。特別是，在當前被市場競爭邏輯所侵蝕的，岌岌可危的高教領域中，任何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的「邊緣學科」，其追隨者終有一天會醒悟到，投入該學科很可能沒有收益與希望，這種對現實的「領悟」將會無可補救地，驅逐了那些，具有才華和熱忱，更年輕的潛在核心成員。

名為「跨學科」的焦慮、盲從與話術

二十世紀末，在「台灣文學系所」正式成立前夕，正是整個台灣知識文化界，飢渴地吸收當代西方人文社科理論的黃金時代。除了對於解構黨國宰治功不可沒的後現代、後殖民觀點，各種國家理論、民族主義、性別認同、文化研究的經典著作，也廣泛被譯介。此一百家爭鳴的氣氛，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最早成立的幾間台文系所，在台文學圈的早期師資中，除了作為骨幹的中文與歷史學門，也有哲學、外文、社會科學、生態環境等領域學者，共同加入了台文學科的「創設世代」陣容。到了近年，隨著全球學術交流越發緊密，「跨領域」研究方法更成為台文研究的顯學，強調多元方法、以台灣文學來印證相鄰學科的風氣，也直接反應在期刊內容、研討會主題與系所課程等面向。

不過，如果參看表一，這種採用「跨領域」方法的高昂熱情，其實未必反應在後續的人員招聘上。即使包括了兩位「應用科學博士」的現役成員，台文學科在副教授以下，仍只有5位、佔6.4%的「非人文領域」教員。

這裡容我提供個人經驗：我曾經在公開演講場合，分別聽過兩位已在台文所教書多年的傑出社科教師，在交叉討論時說出類似的發言：「要不好意思承認，我比較不懂文學，所以接下來我會用XX學的角度來回應剛剛某老師提到的……」。其實比起艱澀社會科學，文學研究也不是真的那麼「難以進入」，兩位教授的「謙遜」或許真正反映出的是，台文學科「文學中心」的遺產並未真正改變，所以他們才要特別敘明自己「不夠文學」。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我與仍就讀於台文所碩博士班的頗有才氣年輕世代的日常閒聊中，同樣多次聽過他們抱怨，過去欣賞佩服的社科出身的老師，一旦成為指導教授，就發現自己習慣的文本分析與美學感悟，與社科老師偏重結構與實體的學術路徑，終究難以磨合，甚至師生之間都有點彼此折磨的幻滅感覺。

提到這些，絕對不是對個案進行任何批評，我想要說的是，不管從人力聘用政策、社科學位台文教師與整個台文領域的融合狀況，還有試著運用包括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跨領域方法」來進行知識生產的實際發表，種種聽來如此誘人的「跨學科」趨勢，都有相當可疑之處。

其最佳試金石，當然是去檢視台文學術研究的「跨學科應用」成果。如果我們翻看台文系學者近年來蓬勃的論文產出，假使稍微嚴格一些（就學術標準來說，嚴格應不為過），出身文學的台文學者引用其他領域理論概念的方式，恐怕多數失之淺薄（這是就整體而言，嚴謹的台文學者也不乏其人）。舉例來說，古典漢詩提及火車電燈，便可謂之「文化現代性」；百年文學史動輒標舉「左翼批判」，但很少提到階級衝突與生產關係；當眷村小說呈現國家認同緊張，便千篇一律在「想像共同體」之「想像」上大作文章；要是當代作品談及性少數群體的生命經驗，則又是「此性非一」又是「性別麻煩」（我就不裝模作樣加上原文了）。

諸如此類的「理論引用」層出不窮，要說錯誤或許不至於，不過基本上都淪為望文生義的學院作文，而該理論概念原本所要處理的複雜社會結構、長程思想變遷或是限定性歷史條件，則很少展現在過於時髦「台灣文學研究」裡面。在某種意義上，正因為文學研究使用理論概念的方式含糊寬鬆，這就給該學術主題帶來更多「問題」，然後鼓勵同樣含糊寬鬆的研究來「推進」這些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看似產出蓬勃，其實是惡性循環下的學術通膨。

從根本上來說，這些修辭多於實質的「跨學科」方法背後，其實多少來自於「台文學科」知識邊界的曖昧不清。前面說過，二十世紀末開始在台灣學界發揮影響力的「後殖民理論」，基本上提供了台文學科一個「用社會科學工具來將台灣傳統分離於中國古典」的概念框架，不過，隨著台文學科進入擴張時期，熟悉中國古典美學訓練、但是也願意轉向以台灣文學作品為研究題材的教師，雖然大量進入新生本土學門，卻因為他們自身長久已來學術慣性，始終沒有真正在知識體系上「現代化」、「理論化」，其知識素養仍是美學詮釋、作者優先、史料導向。對於如何將「文學與文化」視為「整體社會過程」這樣的工作，「擴張世代」恐怕是力有未逮。

然而弔詭的是，近年來，由於少子化帶來的嚴峻招生壓力，除了已經有台文系所宣告停止招生以外，「跨學科」招牌更成為系所營運的救命稻草。為了讓學生相信台文系所也有充足就業前景，原本老老實實的「台灣文學系所」乾脆改名加上「跨國文化」、「語言教育」、「創意應用」、「媒體傳播」等等花俏後綴，不然就是力推「產學合作」、「雙系主修」、「在校實習」，藉此吸引更多學生報考。

於是，在內外因素夾攻中，所謂「台文跨學科」的趨勢，或可說在表面上無比熱衷的同時，在內涵上又失之淺薄。這種徒有外殼的多元「榮景」，恐怕也迫使這一學門無法在整體知識版圖中找到真正值得蹲點深化之明確定位。許多台灣文學研究從根本上依賴當代思潮、社科學門提供的分析框架，來作為核心論點，但相反的，我們對於文本細節和作家生平的錙銖必較，卻沒有相應地去回應、對話於鄰近人社學科的問題意識──你需要別人，但別人不需要你。這就回到我們前面提到的「入超」問題，在學科研究典範上，台文研究難以輸出，但其他學門卻強勢輸入，當然也互為因果地，台文博士在整個高教體系中出路甚窄，但是主流人社領域的研究反而受到台文學門的熱烈推崇與鑑借。

這也呼應了，即便台文「創設世代」陣容多元跨科，但在隨後擴張時期，各家學門一直都沒有與我們台文發生質地上的結合。這種很大程度停留於口號的「跨領域」，根本沒有辦法增加台文博士求職過程中的優勢。

作為一個仍稱青年、不過二十五歲的年輕學門，台文學科到底是要成為一個可以接續東亞漢學典範，但是能夠在國家認同上與時俱進的「傳統人文學科」，或者是要大力革新，改變為用能運用抽象理論知識來重寫、創造、再組裝過往遺產的「現代知識部門」，這個選擇題雖然沒有正確答案，但其實是台文學科必須立刻釐清、討論的急迫問題。事實上，若回到本文關注的「教職赤字」、「博士入超」現象，只有當我們清楚定位自己的知識邊界與方法內涵，也才會有合理的人力招募政策，以及推銷、增值自身學徒的教育訓練方法。

從「國際」直通「本土」的狹窄單行道

如果我們將表一與表二合而觀之，還能夠看出，所謂「博士入超、教職赤字」現象的另一詭異後果。在台文學科並未建立起保護台文人才的聘用政策之前，同時也在台文學科如此渴望於「跨學科」連結，但是又沒有能力真正去消化「硬核」社科理論的雙重尷尬裡，當前的台文體制發現了一個快速讓「本土人文學門」表現「多元面貌」的捷徑──捨棄了「體制化世代」的不太熟悉外國理論的台文博士子弟兵，轉而聘僱那些年紀相當，但是有機會前往第一世界知名學府人文領域深造「國際思潮」的「留學博士」們。

這裡並非對於外國學位抱有敵意，歐美日的紮實訓練，確實造就許多優秀青年學者。不過，儘管接下來這句話無人膽敢反駁，不過在台灣學術圈中卻接近笑談：真的有誰相信「我們的本土博士毫不遜色」嗎？事實上，學術職務作為一種稀缺社會資源，在今日快速緊縮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土博士與洋博士之間，不幸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全球性的高教萎縮現象，同時也增加了所有流浪博士之間的敵意而非團結）。

所以，本土人文學科藉由大量聘用「留學博士」來增加自身的──這裡實在很難措詞──該說是增加自身的……國際色彩？跨領域能力？學術聲望？總之，外國月亮比較圓，是台灣學術界不可置疑的一神論信仰，同時在此教義下淪為異端的本土學科，只好跟著改宗輸誠，把機會留給了歐美名校回來的青年學者（其實這過程也是教育體系內中產菁英對勞工子弟的一種階級排除，藍領出身的聰慧研究生，結構上缺乏經濟與文化資本，很難有留學機會。這也難怪今日台文研究的主流，都在於性別與國族，很少討論階級不平等）。

土洋博士孰優孰劣，其實根本不需比較。不過至少可以說，去國離鄉有著不可克服的物理距離。當首批本土台文碩博士他們在研究所階段，熱情參與樂生院保存、反國光石化、反大埔拆遷、野草莓、太陽花等等公民運動的「同時」，選擇出國深造的留洋博士，儘管同樣關心故鄉，但畢竟很難抵達現場、很難直接參與組織。接下來這麼說應該還算公平：留學博士固然有很好的機會「親炙」歐美學術大師，然而他們也少了許多「接軌」庶民世界的田野經驗。原本台灣文學運動從來與社會現實密不可分，其最大的優勢在於，這個知識體系堅定相信，文學與文化與歷史，都必須回到土地，回到普羅大眾的生命現場。而所謂「體制化世代」這最早一批接受台文系所體制內訓練的參與者，其最可自豪的，便是這種「回歸現實」的熱情理想以及實踐動力，在我看來，這是「台文體制化」後第一個十年的投入者身上，最為美好、最值得驕傲的特質。

且讓我們回到表一中那讓人不太開心的驚人數字。在副教授，有35.8%的比例、在助理教授以下，更有45.8%的比例，都屬於「留洋學者」。平均而言，「本土人文學科」願意提供了高達四成「保障名額」給予「非本土訓練的新世代學者」（其實，他們也是目前高教求職賽事中最不需要優惠的種子球員）。這個統計結果與早年台文運動高聲籲求文化主體性的目標，似乎鮮明地背道而馳，而且最糟糕的是，隨著時間推移，重洋輕土的人事聘用迷思，越來越嚴重而幾乎無法扭轉。

且讓我們設身處地，從「台文學門營運」的角度來思考，為什麼會本土人文學科如此不肯偏愛「自己人」？這其中沒有任何神秘，跟隨著全球趨勢，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快速受到重視表面績效的官僚主義教條所收編。各式評鑑、審查、招生壓力、沒有實質意義的「科技部計畫」等，侷限了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之自由空間，所以具有語言和人脈優勢，因而更有能力在所謂「一流國際期刊」發表外文著作、同時還能「用英語開設台灣文學課程」的留學博士，就成了緩解「本土學科」無法「走入國際、通過評鑑」之精神創傷的香醇鴉片大煙。其次，台灣高教環境又遭少子化趨勢強烈衝擊，人文學門必須面對無法招架的招生危機，因此那些以歐美日師資作為號召的精明系所，順道販賣的也是「來我們學校你才知道如何前往外國留學」的功利性暗示。

所以為了滿足上述「學術」目標──由國家所強加給大學機構的、透過資源分配來達成的綁架政策，其背後由學術上的「歐美中心全球化」和教育上的「績效主義官僚化」兩種趨勢所推動──或許我們可以勉強再一次「同情地理解」，本土人文學門將那些曾經滿懷熱忱，深受台灣文學坎坷歷史遭遇所感召的「體制化世代」拒之門外的「苦衷」。唉，為了系所的蓬勃「發展」，犧牲最為忠心耿耿的資淺成員，也還算「情有可原」啦。

不過，也許還有另一思考。

假如，台文學科延續這種高度「全球化」的人員選拔政策，那麼會不會有以下兩種後果？其一，隨著此一趨勢繼續，台文學門終於充滿了歸國學者，他們非常熟悉國際學術思潮，但也對於本土材料較為陌生。這種組合方式絕對可以做出很不錯的學術研究，嗯，就像現在那些強勢聰明的外文、傳播、人類學和社會學在有些時候，也會拿台灣文化文學來當作自身學科的研究「材料」，然後所做出來的那種，不必台文學科存在也可以華麗降生的「很不錯的學術研究」。

其二，隨著此一趨勢繼續，目前在台文系所就讀的年輕人有一天終於會發現，假如未來要進入他們如此熱愛的「本土人文學科」，最實際的方法就是，休學、出國、從境外返歸本土。於是（本來就已經不多的）這類後生就此喪失了在台文體系內部繼續深造的動力。至於擁有大量海外名校學者的「本土人文系所」，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驚訝於，教室中那些原本對本土文史充滿熱情的年輕人，逐年消失在這個小小的學術角落？

以提問替代結語：是面向大眾的長程文化運動？還是致力鞏固當下地盤的高聳學院山頭？

如果我們跳脫「體制化」所意味的官僚主義慣性、絕緣於大眾的象牙塔式寫作，還有全球學術市場施加給台灣高教的強大形塑壓力，回到「台灣文學作為本土人文知識」這件事情的原始精神，那麼，不管是重構本土記憶、恢復母語地位、接續涵養在國家威權下獨立發聲的文藝暗流，自從1970年代以後「台灣文學」在民間與文壇成為一種「學問」以來，台灣文學其實在本質上就是一場漫長的、試圖回歸歷史社會脈絡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文化運動」。

請容我大膽追問，到底，「台文學科」的終極目標為何？我們是希望打造編制齊全的大學研究所與學術期刊？還是，藉由一個前衛性格的本土人文思潮，從結構也從局部來推進我國急需改革的語文教育、歷史記憶、母語能力、公民情感、社會團結？

當然，這兩個目標不是相互排斥，不過，畢竟主從有別。「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如果本質上更靠近長程文化運動，那麼它的參與者就要牢記，台文學科並不是為了在封閉學院裡頭圈定一塊領地窄小、子弟兵學成後茫然四顧無處可去的「流浪博士夢工廠」。相反地，我們之所以在知性上重新挖掘文學史遺跡，那是為了要從中找出厚重的思想養份，回饋公共領域和國家政策、栽培灌溉知識和文化的土壤，只有當被遺忘的文學傳統重新注入當下台灣社會，那才能夠期待，未來也會有屬於我們自己的Margaret Atwood或村上春樹、我們自己的《單車失竊記》或《進擊的巨人》。

但是顯然，在二十五年的建制化過程中，特別是隨著「體制鞏固」，台文學科的運動性格正在快速消散，而體制化帶來的制約卻日益沉重。儘管學者們屢屢在長篇論文中大談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文化協會、保存戰前文學香火的《文友通訊》等等，可是，也是同一批對光榮「批判傳統」如數家珍的學者，對於那些台文學者責無旁貸應該參與的重大社會爭議，幾乎不曾集體發聲。

這些「台文運動」必須直面的文化議題，包括了，當年沒有台文專業的台文館長任命、常年來吝嗇失焦的國家文化補助、年年引起保守派反撲的課綱改革、各地文學館舍經營的艱難困境、逼近走火入魔的「雙語國家」空想、不可再忽視下去的原住民新住民文化流失……當然還有，台文學科特別不該缺席的是，在我國當前「國文教育」中，過去被黨國意識型態所決定，由中文學門所壟斷的那種具有菁英與古典色彩、膨脹肥大的抒情與文言導向，到底應該如何全面改革退場，並且提出足以回應現實、培育公民基本能力的語文教育政策說帖。

儘管不能否定個別學者參與文化公共領域的努力，不過就整體而言，台文學科確實沒有將自己定位於一個「運動的、政治的、社會的」公共知識系統，而是更多把精神和心力花費在，繁瑣猥褻的「學術行政」，計較期刊分級、憂慮招生不足、煩惱高教評鑑，可能還要加上因為文人相輕惡習所以總是跟同事後輩之間發生的許多私人不愉快。然而日趨貶值的台灣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正是，其在與社會脫節的同時，又設立過多部門、沒有足夠學生，在僧多粥少的困難中還要保留許多酒肉和尚在系統裡頭尸位素餐。台文學科真的要隨波逐流，繼續攪和於高教崩壞洪流中的漩渦泡沫嗎？

這些意見絕非咒罵或唱衰，而是想指出，「台文學科」的真正深化，必須與「原始精神」密切結合，這也是為甚麼體制化後的台文學科必須更有意識去保護那些充滿「公共參與熱忱」、並且「接受完整台文訓練」的第三世代青壯輩學者（其實，整個台灣高教體系都需要謙卑反省這個嚴重問題，最起碼，學界應該主動提出研究所招生減員，假如我們真的對本土博士毫無信心的話）。反而是，那些更有「學術資本」，海外歸來、發表驚人、勤跑研討會頻率可比在巷口便利商店買香菸的頂尖留洋菁英，很可能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適合「台灣文學」這個具有在地性格與政治社會關懷的長程文化運動。

當年《台灣文學史綱》成書後，學院教授很快「發揮所學」，對該書內容指手劃腳、提出「專業文學批評意見」。葉石濤的回應值得我們牢記：他說自己並非學者，可是，不就因為學院裡的教師不願意去研究、書寫、記錄這塊小島的文學傳承，這樣的困難工作才會在自己這樣的素人的手上完成。葉石濤這一番話到了今天仍舊令人感慨良多。「台文學科」之所以不可取代，從最一開始就不是在註解、引用、研討會等等例行學術工作中發生，而是為了讓被遺忘的「本土文學」再次進入當代社會。

若從二十五年的各種「成果」來看，我們台文學科，老實說並不長於艱澀的理論構築，同時看似頗有規模的系所數量與論文發表，也沒有成功引起有來有往的「學科交流」、「典範轉移」，甚至近年連名校台文博班都有了好幾次招生掛零的記錄。也許我們都應該好好想一想，目前在「運動」與「學術」之間的這種絕對傾斜到底是利是弊了──這裡當然不是主張放棄學術研究，但真的不要忘記，在論文書寫、學位授予背後，本來有的是一個「建構現代國族的公共文化運動」。學科規模的擴張與維持，只是運動的方便手段而非終極目的。還有，我們也要「現實」地考慮，在高教崩壞年代，之前台文系所那種追趕招生與評鑑的營運方針，是不是還可以在壓榨年輕助理教授幾乎無法負荷的行政重擔之條件下繼續演出，或者這些不過是難堪痛苦的無效醫療。

也許從類似思考出發，可以稍稍回應前面統計數字所展現的三個根本問題：為何需要保護台文博士？因為台文學位的完整訓練，就算不是最有「全球競爭力」的學術軍備投資，卻關連到這個學科有沒有認真對待自己正在搶救的文化傳統。為何需要反思「跨學科」的表面功夫？因為文學不可能割離整體社會文化，而所謂「文化」就是緩緩地在普通日常生活才能真正成形。只有運用專門學科方法來把研究成果鍛鍊為「本土概念」，才有與其他人社領域深入對話的本錢。至於最後，「留洋博士成為學科主體」、「台文系所急著變形改名」等等咄咄怪事，能否給我們一些啟示？我的粗簡想法是，在體制化過程中，台文系所創造了多於「市場需求」的「學位生產」，而為了挽回劣勢，一個專門而邊緣的「本土人文知識」反而選擇讓自己更加主流、更加普世，不再珍惜自己的「獨特性」、「在地性」，換句話說，就是放任台文學科慢慢地變成了扭曲高教系統和國際學術競賽所偏愛的形狀，從而忘記了自己如此傲人的「運動基因」，然後在雲深霧重的群山裡、層層防禦工事的保護下，變成了一處跟污濁人世很少發生關聯的「學術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