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¹本文為2017年台灣文學學會年會Panel「核心與創新：台灣文學與未來人才的養成」專文改寫而成，原題〈中間狀態：在碩／博、產／學與跨領域之間的台文實驗〉。

「台灣文學」這個孕育於殖民地歷史，長年受制於「中國」，只能蟄伏於「鄉土」當中的概念，在戰後經歷數場文學、文化論戰的交鋒後，隨著政治解嚴、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時代浪潮，終於得以擺脫邊陲、以台灣為中心「正名」，並在民間與學界的努力奔走之下，以本土化運動的開展突破重圍進入學術體制。以淡水工商管理學院（今真理大學）於1997年正式成立第一間台灣文學系作為里程碑，以及2003年國立台灣文學館作為第一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開始營運，象徵性地宣告「台灣文學」經歷複雜而漫長的政治、社會變遷，終於在這塊土地上恢復其本來面目，同時作為一「新興學科」重新被社會大眾所理解。

然而，儘管台灣文學一路在高等教育（大學部、研究所）開枝散葉，也一度被稱為「顯學」，但「台灣學」經歷長時間的消抹與禁制，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斷裂與空白，並非短短二十幾年的努力能彌補。在教育體制內，台灣學的專業與人才還未能完全向下延伸，與中小學教育接軌；在學院體制外，就業市場對台灣學的理解與認識（甚或刻板印象），也並未與時俱進地更新。

此外，受到台灣社會邁向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高等教育基礎日漸動搖。以生源而言，不僅私校首當其衝，就連國立大學也開始轉向媒合產業實習，嘗試為學生創造就業機會，企圖以「跨域實用」來回應「文學無用」的質問，進而提升學生報考就讀的信心與意願。但無法迴避的是，在人口負成長的可見將來，整體學生人數幾乎不可能逆勢增加，在高等教育的升學進路與傳統的生涯想像中，本土博士畢業後只會更難謀求教職，碩士學位也形同貶值，且階段性的訓練目標與效益曖昧。

退一步來說，上述困境固然不是只有台灣文學會遇到的問題，而是整體高等教育所面對的時代挑戰。但更加年輕，更形邊陲的台灣文學系所，可以說從未取得教育體制內的正當性與主體性，在原本已不健全的環境之下，如何面對未來更加艱困的局面？

基於以上客觀現實，以及我個人經歷大學部、研究所皆就讀台文系所的求學階段、生涯規劃及有限嘗試。本文試圖挪用「輕學術」¹在2017年初次發表時，我曾提出「中間狀態」來歸納全文概念。但U-ACG 創辦人、研討會主辦人梁世佑先生所提出的「輕學術」一詞，更精準地傳達了與我相近的關懷，也就是在「做研究可能無法維生」的前提下，思考學術研究的其他可能性，並不一定要擠入大學窄門才能做研究，而身為獨立研究者，如何為商業市場提供適切的學術觀點與創新資訊。他認為「輕學術」是一種兼具「知識性」、「傳播性」和「商業性」的研究思維，但輕學術絕非否定傳統學術領域，而是一種更靈活的觀察。如何將自己喜歡、感興趣的事物，透過獨立研究的方式參與商業市場運作，創造實用價值與生涯出路。全文請參見：RAINREADER，〈2020 第九屆 ACG 國際學術研討會複審錄取名單：成為獨立研究者的可能性〉，2020.12.06，網址：http://www.u-acg.com/archives/23967?fbclid=IwAR3XU2z-_eB0RCx9AkyrUx6oy0kUbArYVDtB7TLPUIm2nr8IMXWmysaoWH8，使用日期：2021/2/27。 一詞，概括描述自己介於產業與學術之間、在學位與學術興趣之間的擺蕩與游移，在台文專業連結、致用於出版產業的基礎上，向外「跨產業領域」、「跨學科領域」的觀察、反思與實踐，希望「輕學術」（或某種「中間狀態」）的狀態與行動，能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現況，以及台灣文學的專業發展及應用，提供某些經驗作為參照。

1、 眼前「學位」是否有路？台文的高教策略與危機

如前所述，「台灣文學」的正名與體制化，實與這塊土地身為殖民地的特殊歷史經驗、政治脈絡、民族認同與解嚴後的覺醒及期待有關，打從成立初始，就被賦予了引領台灣社會重新認識台灣、建構台灣的學術與人文重任。近三十年來，經過先行世代研究者的開拓與中青世代學者的接力，甚至外國學者的研究與交流，台灣文學已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大學、研究所）佔有一席之地，成果豐碩。

但回顧相關系所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後，我們不難發現，台文體制最初為了盡早獲得社會大眾肯認，透過學術研究「學科化」取得正當性，進而於教育體制當中重新紮根的高教發展歷程，至今形成一種值得仔細觀察的結構與危機。

以教育部109學年度大專大專院校一覽表的統計來看，「語文學門」當中的「本國語文學」¹此一分類包含（應用）中文、國文、台文、（應用）華文（教學）、漢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客家語言與傳播、語文創作、東方文學等，學制含括大學部（學程）、碩士班、博士班、在職碩士班與四技等。 共有66筆資料，扣除已設系的額外學程，以系所名稱含有「台灣文學」、「台文」等關鍵字嚴格採計者共有14間（國立12、私立2），而其中大學部只有6間（國立4、私立2），亦即（以嚴格標準採認的）台文系所於本國語文學領域相關系所當中只佔20%，而且碩博士班數量遠遠多於大學部 ¹「109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a href="https://ulist.moe.gov.tw/Query/AjaxQuery/Discipline/2201">https://ulist.moe.gov.tw/Query/AjaxQuery/Discipline/2201</a>，使用日期：2021/2/27。，成為一種頭大身體小的「倒三角形結構」。此外，台文研究與教學無法往下延伸抵達中等及小學教育的問題，至今仍是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硬傷。¹例如在設有師培系統的學校中，台文系學生若要以「國文」作為專業科目成為師培生，實務上必須取得國文／中文系指定採認為國文專業科目的學分。但這些課程通常是國文系的選修課，也就是說，國文系學生只要修完系上選修課程，即可採納為師培學分，並另外修習少量台灣文學、文化課程即可。但台文系學生幾乎是要另外將國文系選修課學分修完。換句話說，目前如果要在國高中教台灣文學，進入國文系或中文系還是比較實際的選擇。

理論上，台灣文學做為一門與本土息息相關的學科，應該要存在於整個教育系統內，以台灣為主體，進行或參與各種人文知識改革與再生產的循環，在各項相關領域（尤其是國文／語文等學科）中推動知識建構與學科架構的重整，肩負專業師資、人才培育的重責大任，但從前述簡單粗略的統計數據來看，當前學界對於「體制化」的理解或認識，似乎只限於（滿足於）「學科已進入學界」，以至於前述體制內的其他空白，學制與學制之間的架構與連結，至今都還無力介入修補。幾乎可以說，真正徹底的「體制化」仍舊是台灣文學的未竟之業。

在體制化不完全的狀況下，台文系所同時要面對另一個堪稱全球性的知識危機，亦即高教學歷貶值、泡沫化，人文學科的價值／產值受到嚴重質疑，甚至影響系所存廢的價值觀之辯，以及高教環境崩壞、少子化對系所存續的各種嚴酷衝擊。無論是國立或私立學校，大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狀況，很現實地成為社會大眾認可學科價值的重要指標，因此，就連國立大學系所也不得不思考與產業的接合，將「產業實習」納入學分結構中（或可稱之為某種程度的「技職化」）。國立大學尚且如此，私校的招生壓力之大，以及更加明顯的就職導向，自然可想而知。

大學部的情況尚且如此，對碩博班的招生與學生的生涯規劃而言，無疑是更為嚴峻。畢竟高教體制逐漸萎縮，教職僧多粥少，再加上系所營運亟需產業實務經驗與相關資源，對現役（以研究為專長的）教師與下一代的研究者來說，可以說是學術職涯的全新階段──未來從事學術工作的研究者，在語言（例如全英語教學）、研究實力與產業實務經驗等各方面，都被迫要面對更嚴苛的就業門檻與條件。取得教職的成本比過去高出很多，但體制內的機會並沒有變多。

在上述「後天失調」且現實劇烈變化的狀況下，台灣文學研究在未來，或許仍然會以「跨領域」的姿態繼續存在著，但這個學科領域，終將要面對體制內外的雙重考驗：體制內，因為與其他領域之間的界線模糊（在其他領域做某項台灣相關的A研究，跟在台文領域做A研究的差異是什麼？），不時有停招、改名、合併的危機感¹例如2016年先後發生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停招、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更名為「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2017年師大台文系「台文三角窗」關於台文與中文之別的討論，相關事件於臉書、媒體平台上均引發台文系所存廢、學術如何實務之討論。；體制外，又因缺乏穩固的社會對應基礎與社會認識而搖搖欲墜，形成不被需要的惡性循環。因此，這個學科假如沒有辦法在每個階段，為學生建立更完整而且不會被其他領域取代的基本價值、核心精神、研究方法與實務策略，也無法在就業（尤其是教育體制內）的現實和制度上，提供「學以致用」的連結或想像。反而在其他領域進行台灣相關研究，比在台灣文學體制內有更多跨領域的機會，面對這樣的發展悖論，我們可能很難提出台灣文學體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學科本身做為跨領域的高端研究概念，或許會持續存在，但學歷、經驗與認同都與台文體制綁在一起的學生，卻反而看不見台灣文學的志向或未來發展，長久下來，台文體制的文憑與學位，是否還有眼前路？

退一步說，大學或研究所的學術訓練，很多時候未必與職場專業有所關聯、學以致用；在學院內，也並非沒有優秀傑出的跨域研究者，衝破重重關卡在學術領域大放異彩。但如果台灣文學的存在，乃至於研究深化、傳承推廣的終極目標，是要跨出學術的舒適圈、同溫層，真正回到土地與現實，那我們不得不共同思考的是，在這樣吊詭的制度性困局中，身為台文人，應該如何認識自己、放置自己，在各種可能的、相關或無關的領域當中，創造讓台灣文學被看見，進而塑造、參與（台文）共同體的各種可能性？

我認為，由台灣文學體制化「由下而上」的特殊發展歷程，各階段學歷學生的經驗、現況與客觀現實，以及台灣社會當前產學互動的發展趨勢，或許可以展開一些初步的討論和嘗試。

2、 學術的身後身：位於「中間」的跨域轉譯者

在人文學科整體前景衰敗的情況之下，目前台文體制的「倒三角形結構」，非常關鍵地決定（或限制）了台灣文學體制的型態。而前文所提到的「後天失調」，進一步來說，又具體形成兩個很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1. 純粹的學術教職機會短少，教職成本增加，第二波「體制化」難度變高。

由於大環境因素，少子化日益嚴重、學生減少、減班、減校，全面影響小教、中教到高教的教師員額多寡，長年未能成為語文教育的系統和核心概念，同時也無法正式進入中小教體制的台灣文學，在可預見的未來只會更難進入國民教育的前線，且高教領域的教職成本也變相提高。另一方面，延續台文體制於中等教育無法深化的困境，實是涉及台文體制過往面對國／語文課綱、選文，教師育成與教材教法的討論時，都只停留在研究、討論層次，幾乎沒有集體性的努力與動員──從台文學界對黑箱課綱的政治反應，以及相對於歷史／台灣史的研究、教學圈對歷史課綱微調的積極表態，即可略知一二。台灣文學之所以能進入體制所仰賴的能動性，在體制化之後反而消耗殆盡，未盡其設立之初的社會責任與政治性格，未來如何持續推動體制化的未竟部分，並帶動相關議題的討論，值得深思。¹例如教育部召開中小學課程審議會時，高中國文課綱部分有關文言文部分比例調降，並選入台灣古典詩文的變動，隨即引發《聯合報》電子版以〈高中國文課綱選文有嫖妓、歧視。師批：浩劫時刻來臨〉（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52970，使用日期：2017/8/22）為題進行誇張報導。國立台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旋即以〈高中文言選文調整，是「浩劫」嗎？〉（網址：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169296，使用日期：2017/8/22）專文澄清，「台灣文學學會」亦迅速籌備記者會回應。學會成立之後，在學術研究的持續累積與推廣，重新聚集台文領域，連結體制內外，可以說是未來台文運動的關鍵之一。

2. 「技職導向」與「學以致用」的拉扯與磋商之外，台文體制的社會對應不足。

就現實看來，為了在當前體制內繼續生存，各系所確實必須回應這種就職導向的顧慮與壓力。但體制外的民間企業單位，卻多半因台灣文學在過往教育系統內的匱乏與空白（甚至主觀上對台灣文學及其意識形態充滿歧視與敵意），無法了解台灣文學的學科內涵與重要性，因而台文人在就業市場、在人文相關的產業內，可以完全「學以致用」發揮影響力機會並不是很多。在這樣的狀況下推動產學合作，「技職導向」的相關訓練是否能兼顧台灣文學原本做為人文學科的基本知識、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進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理想？

這兩個問題，造成台文人在學位與學位之間，在學業與現實之間不斷擺盪、游移，找不到學業的出口，甚至生涯的意義。尤其台文學科於體制內外的斷裂、真空，是台灣（文）學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和文化思維下獨有的困境，以人文學科普遍的、一般性的問題視之，無疑是忽略了台灣學知識長期受到的制度性歧視，以及台文系所應該在國家教育的環節當中所應扮演的關鍵角色。

但假如歷史的限制與制度的沈痾一時之間無法馬上解決，不管是基於對台灣文學的興趣也好，認同感也好，使命感也好，對台文人而言，既然通往學術之路狹窄、社會大眾認識淺薄，那是否有一種從「學位」的狹路中解放，投身「學術」的「身後身」？有沒有一種「自己的未來自己救」、「自己的市場自己做」的選擇──把台灣文學當成「志業」，探索自由遊走於學術與產業，體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輕學術」想像或姿態？

其實是有的。在人文學科普遍面對存廢危機，亦即以「產值」取代「價值」，衡量所有知識含金量的此刻，諸如歷史（台灣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民俗學等學科，都早已開始嘗試進行各種普及推廣。無論是否基於科系招生，或是重新探索學科入世的意義與策略，這些嘗試，一方面都在試圖填補自身在既有教育體制當中的欠缺或不足，另一方面在體制外開創自己的需求市場。例如成立推廣學會、師生共筆經營新媒體平台、連結議題的介入等等 ¹以新媒體與平台的經營而言，目前有「哲學新媒體」、芭樂人類學」、「巷子口社會學」、「菜市場政治學」、「民俗亂彈」、「故事StoryStudio」等等。，將專業知識朝向社會大眾做普及與連結。在這個過程中，課堂上所習得的學術能力，包含確立問題意識、相關資料檢索、閱讀、分析與論證、思辨訓練，成為讓一切發生的實用基礎。學習面對社會大眾，思考知識的轉化與呈現，確立閱聽者（目標讀者）的所在和語言文化，習得一種甚至多種其他領域的專業傳播技術或商業模式，以現在流行的說法，即是「轉譯」。

「轉譯」（translation）原本是常見於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專有名詞，但在最近幾年間，逐漸被廣泛挪用於不同的人文學科領域中，描述一種實踐的範疇，如語言、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或文創領域的內容轉譯（Reculturation）¹此一譯法由台大台文所張俐璇老師課程首創，指博物館開放館藏文物之近用後，利用典藏與研究資源，結合數位媒介，進行「文物轉譯」。，在不同的脈絡下，有其特殊的定義與指涉，不一而足。但我們或許可由Bruno Latour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行動者網絡理論」，或從知識轉譯（Knowledge Translation）的角度來理解「轉譯」──將學術、專業知識，以各種方式轉化為社會大眾、目標群眾有興趣、聽得懂、能理解的語言、主題與內容。

此外，無論是博物館或是民間企業、個人或團體，近年各種涉及台灣文史內容開發與轉譯的文化創意與商品企劃，有逐年增加的趨勢。¹例如國立台灣文學館推出轉譯品牌「拾藏：台灣文學物語」，號召青年作家、研究者進行藏品故事轉譯與體驗式商品開發（文具、雨傘、啤酒組等）。坊間亦有以台灣文學作家為主題開發的手機遊戲（1930浪漫譚）與香水商品之實例。 然而在執行相關企劃的過程中，其實需要借助同時具備研究能力（例如資料蒐集、文本分析、論述建立、資訊勘正），與溝通能力，能理解其他領域／產業的邏輯、語言與需求，來加以引導、提供近用資訊的「中間人」作為跨域整合者來推動執行。

換言之，在學術圈以外的地方，仍有學術資源與研究方法的「輕」需求。而放眼目前學術體制內，能以最高的能動性、移動性，透過各種實習、實作的名目與機會，大量嘗試、探索與其他領域的串連，甚或開發隱性需求、串接學界與產業界的「準研究者」，或許就是經歷學術研究的基礎訓練後，在碩士（生）與博士（生）之間游移的台文人了。

一般而言，博士階段學術與生涯壓力相對繁重，介入其他領域的餘裕可能較少，但碩士階段的平均狀態和條件，以及對未來發展的不確定和游移，似乎比較有機會能轉化成接觸、探索其他領域的動力。完成碩士階段的學術訓練後，（理論上）也應該足夠面對其他領域的需求。此外，碩士畢業生人數理論上會比博士多。比起博士，從學歷狀態、特性與台文高教的結構面而言，應該是更適合填補產學之間人力需求的學位階段。但無論如何，挖掘相關產業在學術方面「或顯或隱」的需求，實際參與，並試圖將這些需求與實務問題，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或焦點，應該是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都可以思考的問題，而不只是專注於純粹填補學術空白的知識生產而已。

簡而言之，學術的「身後身」，隱藏在追求更多生涯發展與可能的崎嶇考驗中，以及各種無須自我設限的「輕學術」嘗試裡。特別是如今泛文化產業當中的跨領域連結，例如文學劇本創作，涉及文學、歷史研究與創作發想之間的對話；文學影視創作，涉及文學史、文本知識、文本生產的脈絡如何在影視創作中被再現的技術問題；文學文化推廣，需要具備台灣文學知識，同時又能涉獵其他人文學術領域、產業領域與媒體技術的複合式人才。最終極的是：我們如何以知識與行動，說服其他領域或產業，意識到理解台文的需要與必要，並進一步轉化成專業人力的需求與經濟產值，投入文化生產的環節中，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專業之於台灣社會的意義和理由？

3、 結語：可輕可重、可攻可守的跨域思維

本文以個人有限的經驗和觀察，提出台文體制化截至目前為止的侷限，並說明受到日漸不利的教育環境掣肘，接合產業發展的招生與現實焦慮，如何體現在各階段的學思訓練當中。在學位進路不利的現實下，各種學術的討論與介入，如何由沉重的體制解放出來，經由「輕學術」、「轉譯」的進路，參考其他人文學科的作法，展開更多不同的想像。

簡而言之，台文體制化的未竟之處，使得這門學科無論是教育體制或是相關產業，都與所欲接觸、溝通的大眾相隔甚遠。在這樣的情況下，台文確實需要具體的職業對應，同時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的連結來確立自己的存在感。但更重要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需求，所謂「文學專業」或許也將從傳統的職涯對應或勞動型態中跳脫出來，將有越來越多非典型的工作形式與內容需求陸續出現。在人文科系面臨重重危機，在危機中尋找生存轉機時，台灣文學這門理論上與台灣土地、各種生活現實最親近的學科，或許從來沒有失去先機，只是尚未找到適切的媒合管道。反省之外，我們或許也無須過度失望。但也唯有正視困境與欠缺，將台灣文學沉重的歷史與未知的變化，轉化成可輕可重的全方面進攻，我們才能思考置身於這門學科內外的所有人，以及這門學科本身，如何在最適當的地方，活出台灣文學的生命力，帶著對台灣文學的理想，在自己的人生中適切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