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Lit and the Global Sinosphere
DOI: 10.61774/NWUP4900
摘要1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讓這篇論文更加完善。我也要感謝專輯客座主編之一林姵吟教授的大力協助。
極端氣候業已成為當代全球各領域不得不審慎應對的挑戰，氣候變遷造成的移民新興現象尤其值得關注。然而，在台灣學術場域，移民研究與氣候變遷現象極少產生交集。為此，本文以奧崴尼‧卡勒盛的散文集《消失的國度》為研究個案，嘗試縫合「移民」與「氣候」，討論台灣移民小說裡對氣候變遷、天災、災民心靈、鄉愁與返鄉路等議題的呈現。本文主張，從氣候災民視角重新理解極端氣候議題，藉此跳脫環境決定論的單一動機，轉而批判性指出流離失所移民背後的更大的社會結構與現代性難題，進而理解全球生存機會的不均質佈署。
關鍵詞：全球南方、氣候災民、環境難民、台灣原住民文學、氣候小說
前言：從氣候災民重思台灣移民文學
台灣移民文學創作與研究極少關注氣候變遷現象，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議題。二十世紀台灣移民文學研究偏重作品裡的鄉愁意識、離散與空間錯置所帶來的憂鬱，留學生文學是此時期的討論焦點（蔡雅薰2001: 80；Ma 1999: 128）。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台灣移民文學研究逐漸擺脫離散典範，轉而深入挖掘跨國結盟連帶（Zhan 2024: 453）。東南亞移民工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移民文學與影像研究的新興討論範疇，跨國婚姻、勞資議題、弱勢賦權、生命政治不斷拓展移民研究的嶄新論述空間（張郅忻2020；謝欣芩2022）。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移民文學研究鮮少涉及氣候災民的討論。氣候議題常被放置在科幻小說、自然書寫或環境文學研究，甚少獲得移民文學研究者青睞。與此同時，除了人文研究以外，台灣自然科學界的氣候危機研究，也不太著墨移民議題。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環境部共同出版《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24》，洋洋灑灑 593頁，亦沒有提到氣候災民議題。在台灣學術場域，「移民」與「氣候」宛若平行線。
然而，移民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連結越來越緊密，不可小看。《2022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氣候變遷是日後遷徙行為的關鍵觸媒，已造就無數流離失所的氣候災民。極端氣候讓經濟發展較為弱勢國家的人民，不得不遷移到資源較好的國家，尤其是印度、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等高度依賴農業的國家，更備受火災、洪水、旱災等極端氣候的威脅。根據報告指出，到了2050年，預計將有超過200萬因為氣候變遷而非自願遷移的人口（World Economic Forum 2022）。為此，目前國外移民研究業有不少圍繞著氣候災民（climate refugees）、環境難民（environmental refugee）、環境遷移的激烈爭辯。埃爾—欣納維（Essam El-Hinnawi）在198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發表一份名為〈環境難民〉（Environment Refugees）的報告，奠定此概念的理論性內涵，成為目前最廣為引用的定義。他主張，環境難民是「那些因顯著的環境破壞（自然的或由人為引發的）而被迫暫時或永久離開其傳統棲息地的人，這些破壞危及了他們的生存或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質量。」（El-Hinnawi 1985: 4；作者譯）後續研究者紛紛延伸環境難民概念，把種種極端氣候帶來的新一波遷徙浪潮納入考量。李玫憲認為，氣候災民指的正是「因乾旱、沙漠化、海水上升等生態環境急遽變化，或颶風、熱帶氣旋、洪水、龍捲風等極端氣候變遷，而導致家園重創，甚至無家可歸的人」（李玫憲2011: 3），此定義正好和埃爾—欣納維的說法不謀而合。
問題是，為何需另闢氣候災民的概念呢？台灣文學裡的氣候災民書寫與其他類型的移民書寫有何不同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項。第一，以往造成移動現象的驅動力來自於經濟、政治、種族等不同推╱拉力，氣候災民則屬於自然環境變遷與氣候異常造就的移動。移動動機不同。第二，更重要的是，傳統移民文學研究通常關切跨越國界的移動，涉及文化適應、同化、邊界管理等議題。不過，氣候災民多半發生在國境之內，比方說因為地震、洪水、乾旱而不得不暫離家園；即便跨越國界，也侷限於鄰近國家之間的移動（蘇中正、洪志銘2013: 38-39）。學者指出，把氣候災民納入移民研究，有助於重新定義「移動」的內涵：究竟要移動多遠，才能稱之為移民？遷移一萬公里？遷移十公尺算嗎？從氣候災民的角度來看，即便僅遷居十公尺到下一條街，可能便意味著搬離預測的洪氾警示區域，尋求另一方安身立命的所在，亦可視為移民研究的範疇（Ilan Kelman 2020: 131）。換言之，以跨國移動為論述取徑的分析方式不見得適用氣候災民。氣候災民研究需開發展新的分析重點。
鑑於氣候災民的討論風氣漸盛，這一篇文章嘗試縫合「移民」與「氣候」的間距，從氣候災民角度討論台灣移民文學裡對氣候變遷、天災、災民心靈、鄉愁與返鄉路等議題的呈現。為了深入分析，我挑選奧崴尼‧卡勒盛在2015年出版的散文集《消失的國度》為研究個案。這本散文集勾勒原住民敘述者與族人面臨政府土地政策與各種天然災情帶來的殘酷考驗，致使族人走向流離失所的困境。以往論者將之定位為原住民文化復振之作（陳芷凡2019: 187；陳伯軒2020: 153）。我卻認為，它描繪出氣候災民所面臨的生存挑戰，同樣發人深省。如何從氣候災民角度分析這一本原住民文學作品？當「氣候」遇上「移民」，又將可以展現出何種迥異於台灣移民文學的嶄新面貌與議題呢？以下將援引氣候災民的理論洞見，剖析奧崴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以期開拓台灣移民文學研究嶄新的論述空間。
多重社會結構面向交織下的氣候災民
《消失的國度》共分25章（包含前言與結語），書寫結構按照時間序逐章發展，時間軸橫跨1945年至2012年。全書刻畫古茶部安族人在政府規劃下，全村遷移到新好茶部落。孰料，新居地地質鬆動，不宜居住，再加上接二連三經歷暴雨天災——尤其是莫拉克風災——致使古茶部安人的家屋驟然慘遭毀壞的悲劇。《消失的國度》是一名魯凱族原住民的個人成長史，更是一本古茶部安部落變遷史。台灣書市大多是短篇散文集結成冊，《消失的國度》是極為罕見的長篇散文，作者以抒情而哀傷的語調展開敘事，讀來讓人動容。
截至目前為止，《消失的國度》相關研究大抵圍繞原住民的文化復振與精神韌性。陳芷凡主張，這部作品圍繞原住民文化重建之命題徐徐展開，展現災後社會韌性的討論（陳芷凡2019: 187）。陳伯軒則把討論重點放在部落族人積極回歸祖居地的執著，藉此安頓原住民災後動盪的心靈（陳伯軒2020: 153）。這些詮釋有助於讀者掌握奧崴尼‧卡勒盛的書寫關懷。然而，我認為《消失的國度》的時代意義，不只侷限於原住民文學系譜，它對天災與氣候災民的思考同樣發人省思，值得深入探究。
這本散文集前九章描述古茶部安族人遷居到新好茶村的歷程，第十章「天災的來臨」呈現1995年賀伯颱風挾帶巨大雨量與漂流物，狠狠沖刷部落的悲劇，逐步帶出這一本書對於極端氣候議題的關切。奧崴尼‧卡勒盛彷彿史官，細膩刻畫村民面對溪水暴漲、土石流堆積成丘、聯外道路中斷的場景，甚至「兩家兩對夫婦被活埋的消息傳出以後[…]咳哩嗎勞代表不得不用他的怪手開挖，中午才陸續一個個地把罹難的族人找出來」（奧崴尼‧卡勒盛2015: 160-161）。奧崴尼‧卡勒盛回顧這段讓族人傷心欲絕的往事，紀錄部落與天災的原初創傷場景，點出這本書對天災議題的命題。然而，賀伯颱風只是起點，2003年杜鵑颱風、2004年敏督利颱風、2005年海棠水災、2007年聖帕颱風（八一三水災）、乃至於2009年莫拉克風災挾帶大量土石流，一連串災難讓新好茶村完全掩埋在隘寮南溪的土石堆下，居民不得不流離失所。失卻家園的古茶部安人，成為本文所定義的氣候災民。
值得留意的是，面對凶險無情的天災，奧崴尼意識到極端氣候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消失的國度》第十四章其中一個段落，讓敘述者奧崴尼與創造者（造物者）採一問一答的方式，探究天災產生的原因。創造者解釋，每年夏天降下豪雨是因為「人類製造的灰塵太多了」，導致「大地要洗把臉」（奧崴尼‧卡勒盛2015: 244）。至於接二連三的風災，則屬於創造者的多次示警。奧崴尼對風災敬而遠之的敬畏之心，點出這本散文集的基進批判立場，此觀點呼應當下把極端氣候歸因於人類未能善盡環境保護的思維。
不過，我認為《消失的國度》最核心的批判，在於把區域性的風災連結到更宏觀的全球天氣異常，進而犀利指向全球生存權益的不均衡分配。
以前的人比較單純，只有夏日之狂風豪雨時，才有為再度氾濫的可能性而恐慌；但是我們現代的人所有面臨的，已經不單純是大水氾濫而已。後面還有因為人為的因素而造成北極即將冰融而造成海平面漲高的危機，那時，所有住在海邊的住家，就必須逃往高處。再來是台灣小小的島嶼，在狹小的平原上的人口，在資本主義的狂風浪潮下，將掀起種種新的社會問題。（奧崴尼‧卡勒盛2015: 244）
上述引文耐人尋味。這段引文出現在第十四章〈莫拉克颱風之夜〉，這章本應側重鋪陳莫拉克風災加諸在部落的傷害，但奧崴尼卻話鋒一轉，把讀者注意力拉高到全球極端氣候。奧崴尼提到，「以前的人比較單純」，風災源自降雨，旱災出於缺水，反映著人與眼前大自然的單純而直接的關係。不過，現代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更加曲折。當海平面上升即將淹沒所有住在海邊的住家，造成氣候災民推力的卻不是來自海邊住家或氣候本身，而是來自千里之外的全球北方國家製造過多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冰雪溶解，因而啟動（多數是全球南方）氣候災民的流離命運（Black, Kniveton and Schmidt-Verkerk 2013: 30）。德布魯因（Ben De Bruyn）強調，氣候危機暗示了地理重新定位（geographical reorientation）的必要性，冰河溶解不再只和北極相關，而與太平洋、歐洲海岸，甚至是整個地球休戚與共（De Bruyn 2020: 3）。易言之，奧崴尼把台灣南部山區的風災與全球氣候異常現象連結，讓人意識所謂的區域性天災並非獨立事件。
從這個角度來看，氣候議題不只是環境議題，更是錯綜複雜社會結構關係的投影，折射出社會內部不同階級、年齡與性別的歧異，也映照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之間生存權益的不對等。除了上一段引文提到的地球暖化危機，《消失的國度》第二章描述到飢荒、病蟲害、田鼠災等各種環境變遷災害，背後亦指向漢人農業技法習慣改變，無意間帶給原住民農作收成的負面效益。
又一年，父母仍然不妥協地繼續為小米田投下精神和努力。他們眼看著小米田就像汪洋深綠的湖泊而心喜，但他們來不及看到成熟就已經被病蟲害啃光了，從此之後農耕收穫量年年每況愈下。最後是田鼠災，把預收的地瓜和芋頭啃食殆盡，於是整個部落裡的人遭遇空前的飢荒。但我們的祖先完全不知道，這些各種病蟲害和田鼠，是因平地的農家因過分地使用農藥的結果，因此牠們才從平地逃難到山上來。（奧崴尼‧卡勒盛2015: 55-56）
從平地漢人農家使用農藥、病蟲與田鼠遷徙、部落遭遇外來物種災害、最後到自給自足的原住民部落遭遇飢荒、飢荒來自一連串連鎖效應。此處的災害或許源自他處的日常習慣，此引文提醒我們重新擘畫地理環境的必要。
《消失的國度》透過氣候災民的苦難，揭示了環境正義的核心命題：為什麼平地農家濫用農藥的因（農產豐收），後果需由部落承擔（飢荒）？為什麼全球北方高度開發環境種下的因，卻由部落承擔極端氣候的後果？德布魯因強調，我們必須把氣候和移民危機視為一種民主挑戰，而非野蠻景象或自然異常（De Bruyn 2020: 4）。我們必須犀利地逼問：是誰造就極端氣候現象？是誰承認極端氣候的苦果？甚至，我們必須殘忍且非常不政治正確地詢問，如果天災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無法迴避的宿命，那麼災難的分配是否符合正義？生命權的分配又是如何？
答案是，沒有符合正義。根據吉伯特的統計資料，1980年至2000年間共有1.41億的環境難民或氣候災民，其中97%來自開發中國家（轉引自蘇中正、洪志銘2013: 36）。布萊克（Richard Black）等學者亦聲稱，氣候災民議題背後的政治性不容小覷：「氣候相關災害對於已經無家可歸的人數的影響，不成比例地落在全球南方的貧窮國家，儘管主要需替氣候變遷負責的卻是全球北方。」（Black, Kniveton and Schmidt-Verkerk 2013: 30；作者譯）這些思考呼應目前備受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界關注的全球南方研究（Global South studies）。根據達多斯（Nour Dados）和康奈爾（Raewyn Connell）的說法，全球南方的範疇包括拉丁美洲、亞洲、非洲與大洋洲，這些地方多屬於前殖民地，且目前當地政治、文化與經濟發展皆較為弱勢，難以和全球北方（也就是傳統定義的西方）國家匹敵。全球南方作為方法學的目的是希望把討論焦點從東方vs.西方的文化差異，轉化為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與權力流動（Dados and Connell 2012: 12-13）。全球南方人民往往被迫成為氣候災民，這涉及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致使南方人民總是率先承擔起極端氣候的苦果。
無怪乎，德布魯因強調，氣候災民是一種民主挑戰（De Bruyn 2020: 4）。施耐德—梅耶森（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更直指氣候變遷議題是一場倫理悲劇（ethical tragedy）：「它不僅在世代之間產生了不公正的脆弱性和受害者分配（世代間的不公），還在當前和未來的不同群體之間產生了分配不公，這往往反映並重現了歷史上剝削和殖民主義的地圖。」（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 2019: 946-947；作者譯）總的來說，這篇文章一開始談到氣候災民和其他形式移民的差異時，我曾提到氣候災民源自於環境變遷與極端氣候，生產出截然不同的移動景觀。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指出，把氣候災民簡單化為環境決定論無益於深入剖析氣候遷徙議題的複雜性。奧崴尼‧卡勒盛在《消失的國度》正描繪出天災、政府政策、全球連結的深刻糾葛。
災後心理負擔
我在上一節試圖說明，《消失的國度》裡的新好茶村家屋覆蓋於莫拉克風災挾帶而來的滾滾黃石，為此這群古茶部安人不得不走向流離失所的困境，成為本文所謂的氣候災民。不過，風災之後，難題再起。新好茶村居民原先來自古茶部安，返鄉究竟是返回新好茶村？或是返回族人們視為原鄉的古茶部安？接下來，我打算探討風災以後的氣候災民的心理負擔。在正式進入討論災民心理負擔之前，有必要繞道梳理原住民所面對的現代性難題，這正是《消失的國度》透過遷移行動所折射出背後更大的社會結構與現代性難題，非常耐人尋味。
遷居地的決策通常不是個人意向，而受制於更大的生計環境與社會制度，無論是正式的行政機構或非正式的社交網路，暗地裡形塑了遷居地的位置（Faist and Schade 2013: 11）。舉例來說，日治時期台灣人選擇留學東京（見巫永福〈首與體〉），戰後台灣人則移動到美國（見白先勇《紐約客》、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移動動線和台灣的殖民情境與全球冷戰局勢息息相關。 1 台灣移民文學不同時期的發展及其與跨國文化的互動軌跡，可參考：朱芳玲《流動的鄉愁：從留學生文學到移民文學》、黃慧鳳《台灣勞工文學》的整體性觀察。 那麼《消失的國度》裡的原住民族人從古茶部安遷居到新好村的原因為何呢？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原住民文化與土地連結深刻，因此通常較少主動遷離，然而到了日本殖民與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階段，政府高舉現代化大旗，著手推動大規模的聚落遷村與整併情形（台邦‧撒沙勒2012: 52）。
《消失的國度》描述，自1953年之後，國民政府以勸誘方式鼓勵原住民遷移到瑪家鄉境內的三和美園村。1980年至1981年，政府更規劃讓仍留在古茶部安的族人遷居到好茶村，邀請省主席林洋港主持新部落落成典禮。雖然這是政府一手策劃的遷移計畫，但對原住民而言，這是非常難以拒絕或欣然接受的選擇。選擇移民者，內心天人交戰，他們一方面離不開從小成長的故鄉；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換個環境謀求另一種生活方式，獲得更多資源，藉此減輕孩子們的壓力與辛苦。遷村背後指向台灣原住民所面臨的現代性難題。
我們早期的生活，雖然還是依照在山上時的生活模式，但是縮短了從山上下來到水門之間來回奔波於遙遠路途的煎熬，也使我們覺得從山上下來最大的意義也就在於此。而我們原先以為還會常常回到山上老家的如意算盤，在故鄉毀了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且又因為太依賴文明所發明的代步工 作，因為習慣了有輪子代人移動滑行之便，且慢慢上癮無法自拔。於是原本生命內在潛能，也就開始慢慢軟弱了。（奧崴尼‧卡勒盛2015: 87）
遷居新好茶，讓族人離城市生活越來越近，無論是求學、工作、就醫皆越來越便捷。不過，這也讓原住民捲入現代性的誘惑不可自拔，割裂原鄉與身分認同之後，族人紛紛開始自我質疑：「我哪裡來？我的祖先做過什麼？我是何等人？」（奧崴尼‧卡勒盛2015: 87）。台邦‧撒沙勒強調，國民政府採取「山地平地化」、「山地現代化」的手段統治原住民，「將原住民從居住的傳統領域中遷離[…]不僅導致原住民社會文化的急遽變革，更使得遠離家園的族人，逐漸失去生活的屏障和依靠，在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上產生極大的困境。」（台邦‧撒沙勒2012: 53）
我上面之所以花篇幅補充說明《消失的國度》裡族人的遷移背景，嘗試闡述遷移、現代性與文化認同三者之間的關係，主要原因是，風災以後，被迫遷徙造成的文化認同的不確定感，轉化為一種強烈罪惡感。每當天災發生，災民總會被貼上「災民」標籤。從外人眼裡，災民標籤可能無足輕重，但在當事人心裡，他們承受了極大的內心負擔。我認為我們在討論氣候災民時，不得不留意此複雜的心理變化：
「尤其是我們的自卑感」福吶溜說。
「比如呢？」
「我們已經受傷了，在大社會裡的眾目之下，又被貼上標籤『災民』兩個字樣，使我們面對陌生人時總是迴避，那是一種內心掙扎不知道要怎麼活在人間的一種內心羞愧。」（奧崴尼‧卡勒盛2015: 184-185）
這一段描述部落族人被規劃暫時落腳安置中心以後，面對社會絡繹不絕的捐款、物資與醫療救援，他們一方面不需為日常支用煩惱；但另一方面，他們背負著兩種層次的心理負擔。首先，原住民社會的倫理常識講求人與人之間禮尚往來，龐大物資湧入部落，族人不免擔心未來難以回報這些善意。其次，作者描寫族人從其他部落口中聽到酸言酸語：「做個古茶部安人多好，可以靠著賑災物資苟活。」（奧崴尼‧卡勒盛2015: 185）這些酸言酸語讓災民有苦說不出。實際上，儘管近十年關於氣候災民的討論越來越熱烈，許多人卻對「難民」、「災民」此類標籤頗為抗拒。舉例來說，吐瓦魯人便對全球第一批氣候災民的稱呼感到反感：「此字眼使吐瓦魯國民蒙上次等公民的負面印象。」（蘇中正、洪志銘2013: 42）
只是，當風災摧毀家園，身無分文，日後不知何去何從，災民的選項其實相當有限。不接受，又能如何？因此，古茶部安族人不免帶著自卑感的心理負擔活著：「我們已經是資深的漂流木，而且已經漂到這個處境。我們總是帶著無奈的心情掙扎。」（奧崴尼‧卡勒盛2015: 185）這句話深沉折射出氣候災民的心理負擔。
然而，我認為這一段關於自卑感的描述，必須被放在古茶部安族人的現代性經驗加以理解。前面提到，政府勸誘古茶部安人遷移到更靠近現代都市的環境，此舉動強化了原住民和漢人主導的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結構之間的連結，架空原住民和傳統文化與土地之間的親近性。《消失的國度》描述道：
藍豹又接著說：「我們最大的內心折損是在於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在這一段漂流的時光，完全沒有看到自古以來祖先留給我們的內在精神，令人無形中感覺到我們實在是無能而來的自卑感。」（奧崴尼‧卡勒盛2015: 185）
這段引文凸顯自卑感源自於原住民文化認同與主體性的崩解。當原住民缺乏祖先留下的內在精神，族人們只能從漢人的標準（災民標籤、受災程度、災害補助程度）、漢人的救援行動（漢人救援者與原住民災民）的框架下理解自身，終究意識到自身的無能。換句話說，自卑感不單純來自於災民標籤，更與「漂流」背後指向的文化主體不確定感息息相關。台邦．撒沙勒犀利地觀察到：「離散來自於歷史過程中因為遷村而累積的社會脆弱性，使得遷居的族群在面對風災時因為貧困、舊有組織瓦解及社會關係中斷而更加脆弱，更難從風災中復原。」（台邦‧撒沙勒2012: 76）
為此，面對「氣象越來越不穩定，而且已經是超越於我們以往經驗裡對天象的認知。」（奧崴尼‧卡勒盛2015: 328）奧崴尼‧卡勒盛在《消失的國度》提出的解法是，重新找到回家的路。這裡的回家，不單純是一座災後重建的物質性家屋，更是在漢人現代性與原住民傳統文化折衝之下，不讓自身遠離祖先留下的內在精神，一座安頓文化主體的居所。如同陳芷凡所言，「災後的原鄉敘事不僅寄託一個烏托邦， 亦為一面折射族群現狀的鏡子，回應了1980年代以來台灣原住民族『鄉關何處』的集體心靈。」（陳芷凡2019: 180）1 除了奧崴尼‧卡勒盛（1945-），在更年輕的沙力浪（1981-）詩作中同樣可見現代性、返鄉、敘史、文化復振與異常氣候之間的連結，展現不同世代原住民作家的相仿關懷。
我在前一節討論奧崴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裡的返鄉之路，論文審查人認為這似乎和《消失的國度》前行研究有所重疊。換言之，當我們分別使用「原住民」和「氣候災民」的框架來思考這一趟返家之路，究竟有何主題意涵的差異呢？這是非常發人深思的問題。我認為這兩個研究框架的關懷重點大不相同。當我們從「原住民」框架理解書裡的返鄉之旅，研究重點放在文化認同與主體性，無論採取向漢人社會提出抗議或文化復振口吻。陳伯軒強調《消失的國度》是為了重建「與祖先聯繫的臍帶」（陳伯軒2020: 153），陳芷凡則強調「這是災後文化重建的路徑」（陳芷凡2019: 180）。這些研究回應台灣原住民文學長久以來對於「我是誰？」的關切。相形之下，從「氣候災民」框架來討論這本散文集，重點則在於：如何從多重社會結構面向理解天災與極端氣候？如何從全球維度思考生命權的不均質分布？氣候災民現象如何折射出受害者分配的不公義？換言之，環境難民論述所討論的「返家」，重點應放在安身立命。文化認同在環境難民的生命歷程雖然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但並非必要條件。
原住民框架和氣候災民框架的異同，亦可從散文體例加以思考。原住民文學作品，常用第一人稱的小說或散文進行創作，箇中原因和原住民文化主體性息息相關。孫大川指出，原住民選擇第一人稱敘述觀點，主要是讓原住民的「我」現身說法，挑戰以往由漢人或日本人他者紀錄、敘述、描繪原住民生存境遇的不足之處（孫大川 1992: 164），是深具高度族群自覺的寫作策略。奧崴尼‧卡勒盛在《消失的國度》採散文體例，同樣源自於為部落撰寫自身歷史的企圖，展現原住民觀點的企圖心。他在該書自序提及：
但遲遲到現在才出版，是因為我本來想把我們在古茶部安部落，從神話般的「創造起源」之說一路走來之整個歷史作完整整理後再一起出版[…]整本書我以散文體現，因我們生歷其境，親眼目睹，因此賦予個人的情感和主觀意識與見解特別濃厚，所以它不是客觀的歷史。（奧崴尼‧卡勒盛2015: 15）
《消失的國度》是台灣文學少見的長篇散文，記載古茶部安族人在1945年至2012年之間的遷移史。陳芷凡強調，此書呼應原住民文學長期以來對「我」的關切，只不過有別於1980年代原運對於「我是誰」的正面宣示，這本書圍繞「我可以是誰？」，不再把原住民主體視為本質性存在，而是思索部落族人如何在文化身分凝聚共識，重新出發（陳芷凡2019: 187）。換言之，這本書採用散文體例，呼應原住民文學書寫對於「我」作為發聲主體的族群關懷。
儘管作家的書寫策略和散文的文類特質基於原住民框架，從氣候災民框架解讀第一人稱使用，仍有不少收穫。當我們從氣候災民的框架詮釋《消失的國度》的意義，將有助於重新理解這本書的第一人稱使用。我們可追問：散文所使用的「我」只能是「原住民我」？《消失的國度》的結語值得留意。這本書將自然景觀的變化與原住民歷史脈絡巧妙結合，大聲呼籲「找回祖先的精神」的必要性（奧崴尼‧卡勒盛2015: 373）。然而，這本書最後一段卻進一步提出文明連帶觀，點出共構的主體想像：
然而，在平地也不是完全沒有災難。人口眾多得正在互相擠壓，已經不夠 分配；失業人口的比率不見減少反而逐年增加，使我們山中的孩子大多數應該是在這個暗潮洶湧裡掙扎。再來是文明連帶的影響，天象正在變色，海洋正在怒吼。而我們最大的危機，我們的生命生態正在妥協。（奧崴尼‧卡勒盛2015: 374）
這段文字頓時讓此書不只面對原住民讀者，更以原住民離散為警語，對不同種族讀者大聲疾呼。面對全球越來越嚴峻的氣候挑戰，奧崴尼‧卡勒盛在《消失的國度》所勾勒的古茶部安族人的離散路，不再只是原住民的離散身世，他者的故事，或另一個世界。德布魯因提醒我們，氣候災民故事可能在重新想像我們的未來世界圖景發揮關鍵作用。從氣候災民的框架來看，當讀者閱讀這一類氣候災民故事時，讀者不只是對遠方難民產生同情，更縮短了自身與災難之間的時間與空間的距離，把自身視為「準移民」（migrant-in-waiting），即使這些讀者住在倫敦、澳大利亞或洛杉磯都不自覺把自己投身在共享的氣候威脅（De Bruyn 2020: 3）。奧崴尼‧卡勒盛的文明連帶論讓原住民的生命權與返鄉路，與其他種族產生共鳴。屏東古茶部安族人所遭遇的風災，可能成為台北讀者將臨的未來。這種思維提醒我們，《消失的國度》除了是奧崴尼個人成長史、古茶部安人的遷村史，更成為全球人民可預見的未來。「我可以是誰？」的「我」，既是原住民文化復振，更是全世界不分種族的將臨的生存挑戰。
結語
本文以奧崴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為主要研究個案，勾勒氣候變遷和移民現象的複雜糾葛。如同前言所述，傳統移民文學研究通常關切跨國移動引發的文化適應、同化、邊界管理等一連串議題，但氣候災民多半發生在國境之內，需開發展新的分析重點。《消失的國度》正屬於國境內移動，提點當代氣候災民研究的三項重點。第一點，這本散文集不再天真地把風災視為一種天然災難，而折射出現代社會複雜政經關係的投影。無論是透過遷移反思漢人執政者的獨斷，或是把發生在台灣山區的區域性風災連結到更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結構，這些都是這一本描述氣候災民的散文集所提出的深刻提醒。第二點，從移民視角重新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盼能把氣候變遷背景下的種種移動軌跡自極端氣候的單一動機理解放，轉而理解為全球人民生存機會的不均質權力分佈。當氣候災民普遍集中在全球南方氣地區，我們不得不追問，何以生命權的分配如此不均？第三點，對非原住民讀者而言，《消失的國度》描繪的既是台灣原住民的離散歷史，屬於「他們的故事」；卻同時也是全球人民面對極端氣候的未來，讓此書讀者成為德布魯因描繪的準移民，成為「我們的故事」。氣候災民框架跳脫以往原住民框架聚焦文化傳承、自我認同的討論，點出共構的主體想像。
本文另一個小貢獻，是從移民視角重新理解氣候變遷議題。伊蘭．凱爾曼（Ilan Kelman）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氣候變遷會造成遷移嗎？」（作者譯）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批判目前極端氣候與遷移現象的相關討論，過度集中討論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帶來的衝擊，假設氣候變遷和強制遷移之間存在一種線性、因果關係的直接聯繫，進而無意間透露出一種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忽略了遷移現象背後「更廣泛的背景」（Kelman 2020: 124；作者譯）。費司特（Thomas Faist）和莎德（Jeanette Schade）也認為，氣候變遷和遷徙是一種雙向的共構關係（Faist and Schade 2013: 4）。他們主張，氣候移民研究不應簡化地把環境驅動力因素（environmental push factor）視為人類選擇移動的根本性理由，社會不平等結構、政府機制扮演的角色、人對環境的理解等因素也必須納入衡量範疇（Faist and Schade 2013: 4）。《消失的國度》裡的古茶部安vs.新好茶，分別承載原鄉vs.現代化居所等截然不同的環境內涵，進而影響了古茶部安人的移動決策，便是極好的例子。氣候災民作為切入點，既不再把此議題限縮在生態文學研究，亦拓展台灣移民文學的嶄新論述空間，無疑是日後值得更多學者投入研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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