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華語語系研究自千禧年後由史書美、王德威二位學者開始有系統性的將此概念術語化、學科化，並從2010年代開始有以華語語系為名之學術書籍、研討會，可見華語語系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台灣亦於同時期開始引介進入台灣學界，至今已有數篇期刊專號（《中國現代文學》22期／32期、《中山人文學報》35期、《中外文學》44卷1期）、學位論文、研討會及工作坊（第十二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華迻論：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工作坊、華語語系・台灣：2017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習營），以及近百篇的期刊論文。

本文作為一篇文獻回顧的文章，我將分為四部分：第一，思考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來世今生，指出其生成脈絡並非偶然，而是有跡可循；第二，回到史書美、王德威為起點，從二人的治學軌跡，思考華語語系是如何被「發明」，而其與台灣的關係為何；第三，介紹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近年來的幾個發展向度，在此以單篇論文與學位論文為主，並兼論中國學者對華語語系研究的回應；第四，總結前面三部分，並提出「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未來的幾個可行方向。

關鍵字：華語語系研究、 王德威、史書美、台灣（文學）研究

一、 華語語系研究進入台灣¹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台灣文學學會2020年度學術研討會，感謝詹閔旭老師、陳國偉老師及林芳玫老師對初稿的閱讀以及給予諸多建議，俾使本文更臻完善。

自從2004年史書美〈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與2006年王德威〈世界行旅與文學想像〉二文以後，華語語系研究在北美學界逐漸受到關注，¹ 有關「華語語系」與「華語語系研究」二者，在此我視為相同且可互換的概念，並依照行文需求使用。而後傳入中國、台灣、新馬地區，受到許多迴響，這些討論或肯定或否定，皆顯示了華語語系研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挑戰過往中國研究及離散研究的學科典範，建構出華語語系的非中國中心／漢族中心的思考路徑。而在台灣研究的發展，雖然至2013年才有第一本華語語系研究的中文專著《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但在此之前已有不少研討會、講座，¹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一個學科話語的播散與接受〉，《中國現代文學》22（2012.12），頁59-73。 亦有以華語語系研究為題的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我以2012年為起點，乃因這一年《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專號的發行，而在此之前並沒有任何華語語系研究的論文。在此以後2013年亦有《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華語語系論述」以及2015年《中外文學》44卷1期「華語與漢文」專輯，顯示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開始受到重視。2017年，由中興大學與哈佛大學在台北舉辦的「華語語系・台灣：2017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了各地的相關領域學者，發表領域涵蓋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文學與文化、原住民族文學、性別研究等，可說是近年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最大的盛會。

在進入「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之前，我想先繞個圈子到「華語語系・香港」。香港與台灣闡連的表述，隨著近幾年來的社會運動出現的中國因素，以及去年因反修例事件而引起廣泛的效應外，但在華語語系脈絡下其實早已有跡可循。舉例來說，史書美在其兩本華語語系研究的專書中，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將台、港並置進行比較，而其於2008年即發表了〈華語語系香港文學初論〉一篇以為香港作為華語語系的重點示範地； ¹史書美，〈華語語系香港文學初論〉，《現代中文文學學報》8.2&9.1（2008.01），頁12-18。另外，2017年的「華語語系・台灣」研討會，其實亦是受到2015年的「華語語系・香港」工作坊的概念而誕生。¹感謝陳國偉老師提醒兩者之間的關係。而就我觀察兩者的議程及與會者，其中的交集，仍是史書美與王德威這兩位華語語系論述的前鋒。 以地域為主的各種理論及表述並非憑空而生，以近年來的學術思潮觀之，可說是延續上世紀以來的中國研究的反思／轉向以華語語系之姿持續更新；而從「華語語系・香港」與「華語語系・台灣」的互動，也正體現了華語語系注重橫向地區之間的連結，地緣上做為中國周邊的台灣與香港，可作為互相參照的對象，為兩者的歷史化提供立體的可比較性。

回到正文，本文「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定義如下：除了理論性的論文外，我討論範圍以「發表在台灣，同時研究對象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為準則。如此可能會有個缺點：在外國學界有關台灣的華語語系研究，以及在台灣出版，但不是討論台灣的華語語系研究二者不在此範圍。¹ 舉例來說，許維賢近來著作《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電影、華夷風與作者論》出版於台灣，探討馬來西亞導演為主，這就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但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導論歸納了華語語系研究理論上的地緣政治問題以及華語語系研究與電影研究之間的關係，對台灣研究仍可作為借鏡，見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電影、華夷風與作者論》（台北：聯經，2018.04），頁28-95。但受限於篇幅及問題意識，僅能以此作為權宜之計，無法包山包海，更完整的回顧則有待未來發展。

二、 生產與引介：王德威與史書美

（一） 王德威

要討論台灣的華語語系研究，不可不討論王德威與史書美二人。王德威在討論華語語系之前，即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文學多有論述，且屢屢提出新解，如對晚清－民初的小說重新閱讀，以及提出「翻譯的現代性」一說，對相關討論打開新的途徑。在台灣文學領域當中，王德威以「後遺民寫作」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國族辯證，編纂前遺民－賴和、楊逵、吳濁流、周金波，至後遺民－朱天心、舞鶴、李永平、駱以軍的系譜。¹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2007.11），頁23-70。 本書的副標題以「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為題，而其中精髓的概念如下：「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¹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48。 王德威寫此文是對部分本土論者強調悲情歷史或血統論的批評，但亦有論者對後遺民不置可否，指出後遺民對台灣民主化運動、本土論的輕視。 ¹劉智濬，〈當王德威遇上原住民——試論王德威後遺民論述〉，《台灣文學研究學報》6（2008.4），頁157-191。王德威亦在之後對本文回覆，詳本文後面討論。我認為〈後遺民寫作〉一文在其建構華語語系理論扮演關鍵的角色，上承「三民主義」－對移民、遺民、夷民的關懷，也由此發展王德威版本的華語語系論述。

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並未提及華語語系文學，直到2008年於一篇副刊短文〈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以「移動」為核心關懷，並提出與史書美最大的差異：「華語語系文學因此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文學的翻版。它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¹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華文作家在哈佛大學〉，《聯合報》E7（2006.07.09）。 第一次將Sinophone Literature定義為把中國「包括在外」；直至2013年起，陸續發表數篇文章，較前期的三篇收於《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 ¹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07）。第一篇〈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除了對過往華文／華語語系文學提出所見以外，並回應了劉智璿對後遺民的批評，且在文章後半段提出「根」的政治與「勢」的詩學，透過旁徵博引當代華語語系文學作品與東西方哲學理論，嘗試跳出二元對立與民族國家的定義。第二篇〈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大抵上延續著前行論述，並簡介了文化中國至華語研究的各家學者，囊括中國到歐美學界近二、三十年對於中國性的反思及所謂「中國」意義的轉變。不過本篇仍是側重於與史書美的華語語系進行對話，並以「後遺民」做為介入，進一步提出「中國包括在外的方法」－將賴和／陳映真比喻成台灣的魯迅，李天葆成為南洋的張愛玲，透過中國／海外的相互參照，擴張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圖及後遺民的能量。第三篇〈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則是將關注視角拉到南洋世界，特別是馬來西亞華語語系社群／文學的歷史，提出後－三民主義、回顧馬華文學的幾個主要論述觀點，以及援引謝永平的世界文學研究與之對話。本篇文章主要提出有關Sinophone的新翻譯－華夷風，將風與勢的詩學結合，形成一種若即若離的姿態。

王德威前期有關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大致上仍以台灣、馬華文學對照中國，構成其華語語系視野的版圖，到了近期則是回到中國歷史／文學的視野討論。在〈華夷之辨：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一文，¹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34（2018.12），頁1-28。 王德威縝密的從上古時代的中國史開始疏理，到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華夷關係發展，並指出自晚清已後受到早期全球化影響，對於華夷之間的關係又有重新的理解，特別是晚清－民初對於西力東漸所產生的各種「中國」論述，以及當代華夷風／華語語系的各種變體。本文視野宏觀，兼具歷史深度及當代的廣度，不失為一種「中國作為方法」的提案。王德威提倡「華語語系應將中國包括在外」，也從他晚近的治學軌跡可見：台灣－南洋－中國，不但是「從周邊看中國」，也會「從中國看周邊」，透過中國／非中國的循環辯證，打開王德威個人的華語語系世／視界。

（二） 史書美

與王德威相對應的，是史書美。當今多認華語語系的術語化、概念化應從史書美於2004年發表的〈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¹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34.1（2004.06），頁1-29。 在本文史書美主要談論的並非華語語系，而是思考在晚期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文學的市場、認可機制有什麼轉變？西方中心與後學之間如何被再／製造？不過，史書美仍對華語語系文學做了定義：「華語語系文學，則來自中國本土以外，在世界各地以華文寫作的華語作家」，¹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頁8。 並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為華語語系文學個案討論。真正對華語語系研究有系統性的闡述是出版於2013年的《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¹本書英文版於2007年以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為題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在2013年中文版本由聯經出版。中文版見史書美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04）。 與2017年的《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¹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06）。

《視覺與認同》討論的作品如標題，從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視覺性切入，批判華語語系下的世界運作／認可機制。以電影、視覺藝術、裝置藝術、媒體影像等多種視覺文本、討論華語語系地緣政治的關係。從視覺性作為華語語系的介入點，用更廣闊的「視野」，對於政治事件與視覺文本的討論，使得華語語系更能貼近當代進行批判。但我們可注意到《視覺與認同》在導論對於全書架構及理論基礎，仍多是西方的理論，難免會有西方中心主義之嫌。但面對到「在西方／其餘」的對立已成為現實狀況下。北美學界出身的史書美，要如何克服全球學術資訊的不對等訊息傳遞，讓華語語系能夠更貼合華語語系社群的應用？這即是《反離散》所要討論的。《反離散》提供了更詳細的華語語系研究的理論基礎，包括三個華語語系社群的形成過程：大陸殖民、定居殖民、移民／遷徙，將華語語系定義成跨學科的結合，跟其他語系（英語語系、法語語系）帶有濃厚的後殖民取向不同。《反離散》最主要討論四個地區：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美國，我認為《反離散》最主要的功用除了將華語語系理論具體化詳細書寫外，另外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對於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ra）研究的批評，以及提出「反離散」－離散有其終時，再者，於第三章藉由華語語系重新思考「亞洲」與理論的問題，將《視覺與認同》沒有對理論批判的缺陷補足。

對於離散研究尖銳的批評及主張，引起許多討論，相較於《視覺與認同》在台灣兩篇的期刊書評中為介紹、肯定性的回應，¹對於《視覺與認同》有直面回應的可見蕭立君，〈跨國知識生產的時差：讀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中外文學》43.1（2014.3），頁213-222；對於書籍簡述的則見賴佩暄，〈書籍評介：《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大東亞文化研究》2（2014.06），頁201-206。 《反離散》除了有一篇期刊書評介紹外，¹江河清，〈評介《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灣學誌》18（2019.4），頁113-115。 如趙剛針對離散及史書美對中國的閱讀挖苦， ¹趙剛，〈西奴風與落花生：評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概念〉，《兩岸犇報》162（2017.11），頁12-13。黃錦樹更是將華語語系連根拔起，¹黃錦樹，〈這樣的「華語語系」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什麼？〉，<a href="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sinophone-literature-review/">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sinophone-literature-review/</a>（2020.08.16上網查詢）。 從學科名稱、標準語／方言、殖民、「何謂中國」等問題通盤批判，以「說它（反離散）是我近年讀過最恐怖的『學術書籍』也不為過。」稱之。¹黃錦樹，〈這樣的「華語語系」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什麼？〉。 史書美並未對黃、趙二人進行直接回應，但已有幾篇文章對《反離散》（及其論爭）進行討論，如岑學敏（洛謀）指出黃錦樹的閱讀過於情緒化，¹洛謀，〈「反離散」的前傳、挑戰／釁與其外〉，<a href="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sinophone-literature-review-1/">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sinophone-literature-review-1/</a>（2020.08.16上網查詢）。 並認為華語語系有其發展歷史（並非憑空而生），而華語語系可建構「去中心化、橫向互為參照的框架」； ¹洛謀，〈「反離散」的前傳、挑戰／釁與其外〉。劉廷廷則指出亦認為華語語系有其歷史脈絡，而非衍生自華文文學。¹ 劉廷廷，〈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地獄——黃錦樹的反「反離散」華語語系論爭〉，《秘密讀者》2018.02（2018.02），頁6-7。基本上劉亦認為黃論述過於情緒，果斷，但也指出黃錦樹挑戰馬華反離散、定居殖民的緣由。¹劉廷廷，〈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地獄——黃錦樹的反「反離散」華語語系論爭〉，頁9。

（三） 路徑的繪製：誰的／哪裡的華語語系？¹感謝詹閔旭老師對本文的建議，給予撰寫本節的啟發。

有趣的是，史書美和王德威兩人皆擁有台灣籍，且長期在台灣接受教育，熟悉台灣近幾十年來的劇烈社會與文化變遷。他們這兩位「北美學者」對於華語語系一詞的發想、關懷、理論化闡述，不免已然是某種程度上的「台灣製造」，提醒我們留意台灣——而非西方——作為理論製造地的潛能。 --詹閔旭，〈華語語系〉

多數學者在討論王德威與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時，會將二人視為光譜上兩端的對立－排除中國／包括中國、後殖民／後遺民⋯⋯，進而論述二人相似的位置－對於美國區域研究與中國研究的回應，但這些說法多陷入二元對立強調差異或二人相同之處。我將同時注重空間與時間的交互關係將華語語系「歷史化」。

陳榮強已指出，在中國研究的歷史中經歷了海外華人研究－離散華人研究－華語語系研究的典範轉移，¹陳榮強，〈華語語系研究：海外華人研究與離散華人研究之反思〉，《中國現代文學》22（2012.12），頁75-92。 若依此推論，華語語系研究是做為中國研究的反思，但我想指出遠不僅如此，在此我主張，「華語語系」的發明並非偶然，而是二人反身性的華語語系表述。王德威與史書美皆於戒嚴時期於台灣就讀外文系所完成高等教育，並負笈美國攻讀比較文學學位，並將研究中心轉往中國研究，且其後留美任教。這個由台灣到美國（再回到台灣）的路徑並非偶然，其歷史基礎是冷戰所帶來的美援現代性所影響，如戰後台灣外文學門的建制即對於這一批留美學者影響甚深。¹王智明，〈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中外文學》41.4（2012.12），頁198-206。 而無論是王德威的文學評論所帶有的中國想像（乃至於對中國的執迷），以及其所彰顯的中產階級精英的軟性習癖，或史書美對於弱裔化身份主體的關注及其華語語系論述的尖銳批評，皆顯示他們共享了這套美援現代性－台灣（自由中國）的經驗，¹有關冷戰時期的中國性／台灣中國化的研究，可見Allen Chun, <em>Forget Chineseness: On 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em> (New York: SUNY Press, 2017.04), p.p. 13-74. 同時王德威外省第二代以及史書美韓國華僑的生命歷程，或也使得他們的學術主張有部分歧異。¹如兩人在一次的對談中，顯見出對於「離散」的定義有相當大的出入：史書美對離散持負面態度，認為其會影響在地性的發展，而王德威則持正面態度，認為其有助於文化多元主義的收編。可見王德威、史書美〈「華語語系與台灣」主題論壇〉，《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82-87。

也因此，華語語系研究誠然是全球化時代／後冷戰結構下對於北美的中國研究／區域研究的回應，但這段華語語系研究的「史前史」毋寧也是一次的華語語系表述，華語語系研究之於台灣，並不僅是在2010年代後單向的引介轉化，其前身正是從台灣／自由中國出發，甚至可以大膽宣稱，二人的台灣經驗正是孕育華語語系不可或缺的溫床。這也提醒往後論者應避免本質式的主張，以當下的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為立足點，而忽略了背後歷史化的必要：華語語系並非單純的「他方」－美國學界及「理論」—作為文學研究打高空的術語，而也是「在地」－台灣／美國經驗的歷史「實踐」。¹有關他方／在地、理論／實踐兩組二元對立關係縫合的提出，乃是詹閔旭老師對本文的建議，亦在此向詹閔旭老師提供相關資料致謝。

三、 轉化：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兼論中國學者的回應）

在台灣，華語語系研究於2012年開始方才有較為系統性的討論，除了第一節所提到，於2012年開始幾乎是年年有已華語語系為主題的研討會、期刊專號、會議等出現，而也是在此年台灣學術界才有規模性的生產／應用華語語系研究相關的論述。

首先討論前面提及的數個期刊專號：《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收錄王德威、宋偉杰、莊華興、史書美、張錦忠五人的論文。扣除王德威與史書美二人在之後收錄於專書、張錦忠則是以評論、回顧性的構建了「華語語系簡史」、宋偉杰、莊華興二人討論對象分別為香港－中國、馬華；¹《中國現代文學》22（2012.12）。 《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收錄蔡建鑫、陳榮強、洪子惠、Brian Bernards四人的論文，但僅有蔡建鑫以《亞細亞的孤兒》為討論對象，嘗試與後遺民、華語語系研究對話與台灣較有聯繫，陳榮強是簡略回顧離散研究到華語語系研究的典範轉變，且提出「翻譯」添補華語語系的不同面向，洪子惠、Brian Bernards討論對象分別為新加玻－菲律賓、泰國，皆與台灣無關； ¹《中山人文學報》35（2013.07）。《中外文學》44卷1期收錄莊怡文、詹閔旭／徐國明兩組論文，本次專題為「華語與漢文」，有關華語語系研究僅佔一部分（兩篇研究論文、兩篇引介性文章、一篇書評、一篇訪談）、但兩篇論文皆與台灣文學有高度對話；¹《中外文學》44.1（2015.03）。 在2017年「華語語系・台灣：2017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有數篇研討會論文於《中國現代文學》32期「台灣與華語語系研究」專題刊登。¹《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 過往華語語系研究多是文學文本分析（尤以小說為大宗），本期專題的數篇論文，呈現了華語語系研究的新方向，如文學中的物質性（聲音、景觀）、移民工議題、地方學等等，其隱含華語語系研究不僅限於文學，乃至作為台灣理論對話的可能。

就以上四個專號來說，大致上可以看出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傳播及意義：在初期除了理論性的文章以外，所討論的對象多數並不屬台灣文學的範疇（如馬華、泰華、菲華、華美⋯⋯），中後期則開始轉向台灣在地關懷，並且適逢台灣理論的相關計畫發起，有更多以台灣為主體的華語語系研究出現。誠然，單以期刊專號並不足以涵蓋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生成流變，以下將介紹近年華語語系研究的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

首先，詹閔旭近年來發表數篇華語語系研究論文，除了前期幾篇為博士論文的一部份，其他數篇亦有精彩的討論。¹詳後。 與徐國明合寫之〈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首先反思為何在台灣談華語語系研究？華語語系與中國性（及台灣討論「中國性」）要如何處理？將華語語系聚焦於跨文化之間的接觸，並以原住民族文學與馬華文學在兩大報文學獎的歷年表現觀之，探討兩者如何與台灣文學場域獲得認可？前者需要彰顯族群色彩，後者反而要淡化地方特性。在不同的接受過程中，凸顯「複雜的糾葛」－跨文化接觸「事件」對彼此關係／想像的重要性；¹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華語語系與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1（2015.3），頁25-62。 第二篇〈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境遇為例〉，以鍾怡雯、辛金順、黎紫書三人為例，討論馬華文學在台灣的接受。本文有幾個主要的論點，首先是指出地方性的複數意涵，在地往往指向單一的地理想像，多地則是指出文學的跨國旅行對不同在地所帶來的影響，包括閱讀脈絡、認可機制、美學判準等，乃是一種「多層次的在地實踐」，最後則是以世界文學作為回應華語語系文學帶來的批判能量。¹詹閔旭，〈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台灣文學學報》30（2017.06），頁81-110。 此兩篇皆以族裔文學探討跨文化接觸中的相互影響，展現華語語系研究「批判性種族主義轉向的趨勢」¹詹閔旭，〈華語語系研究的種族化轉向：談史書美、蔡建鑫、貝納德合編的<em>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em>〉，《台灣文學研究》4（2013.06），頁269。，不僅是關於中國性的糾葛，更注意的到不同華語語系社群與非華語語系社群的關係比較性實踐。

林芳玫〈沈默之聲：從華語語系研究看《台灣三部曲》的發言主體〉則是典型的將華語語系研究於台灣歷史小說的範例，將華語語系的「Sinophone」譯為「華風」、「華聲」，強調華語語系的多音性及地方脈絡的重要性，進一步分析《行過洛津》以傳統戲曲南管展演的跨文化流動、《風前塵埃》的日本／客家／原住民文化互動中「華語」所能帶來的批判聲量（以及為何能放入華語語系討論）、《三世人》世代間的「失語」以及女性主角藉由多語／跨文化確認自我主體性。¹林芳玫，〈沈默之聲：從華語語系研究看《台灣三部曲》的發言主體〉，《台灣學誌》12（2015.10），頁17-36。本文雖將施叔青《台灣三部曲》視為解構中國中心的文本，但強調其對立的台灣意識乃是多元開放的組成；〈「眾聲喧嘩」還是「眾生宣華」？——《最後的女王》與華語語系研究〉將關懷轉移至原住民族歷史小說，透過原住民本位與主流台灣史及文學觀念對話，有別於以往以漢人移民史的台灣歷史̄敘述，將原住民放於多重互動的權力關係，進一步思考「原住民作為方法」：在台灣歷史中原住民史與其他地區的互動，其豐富性並不少於主流漢人史觀敘述，而在早期全球化的過程，原住民更是世界史的其中一個齒輪，有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蝴蝶效應所在。¹林芳玫，〈「眾聲喧嘩」還是「眾生宣華」？——《最後的女王》與華語語系研究〉，《臺灣文學研究雧刊》21（2018.12），頁1-26。兩篇文章皆討論歷史小說，但其有由小到大、循序漸進的傾向，也將對話對象從「台灣到中國」拓展為「台灣到世界」，凸顯華語語系研究的多維批評。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一書處理日治時期各種「漢文」的演變，以語言為主的討論，思考其時漢文脈絡以及如何在台灣－日本－中國的三角關係中形成各種變體。語言的協商與交會亦是華語語系研究關注的重點，有論者即以《想像和界限》作為觀照華語語系研究的切入點：莊怡文〈以「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重論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相關問題〉從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討論起始，除了回到該時脈絡重新閱讀外，亦討論華語語系研究對於「中國」的焦慮以及台灣性的所在。莊文將台灣古典文學作為凸顯台灣性的方案之一－台灣可以自己在主體變正的過程中作為理論／方法，同時是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文學二者交會之處開展相關研究；¹莊怡文，〈以「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重論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相關問題（1895-1945）〉，《中外文學》44.1（2015.03），頁105-130。鍾秩維〈設想台灣人的華語語系觀點：關於「中國」和「共同體」的提問〉，詳細解讀了史書美、王德威、陳培豐三人的著作。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與當前的台灣文學本土論契合，但不免有二元對立之嫌。王德威則是對於「國家文學」的抗拒，以及本體消失後所出現「衍伸的中國」－解構、不在場的中國，一個反思離散的路徑。陳培豐強調了漢文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變體以及不同的動力，由此形成了一套即使認同政治有所差異，但仍屬於台灣的識讀系統。本文最後取徑歐陸哲學阿岡本（Georgio Agamben），跳脫身份認同之外「讓獨一的存有如其所是」。¹鍾秩維，〈設想台灣人的華語語系觀點：關於「中國」和「共同體」的疑問〉，《台灣文學學報》34（2019.06），頁133-164。兩篇文章問題意識及《想像和界限》的詮釋有些許差異，但莊怡文（世界－台灣）與鍾秩維（台灣—世界）恰好是復返往來的路徑，讓世界得以抵達台灣，再返回世界。

延續復返往來，陳芷凡〈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思考多重弱勢網絡交會中文學的協商與爭辯，金門不僅是台灣想像的邊陲、例外之地，而對於「南洋作家」來說，亦是遊走於原生地、金門、中國、台灣之間，形成多重的家園想像，以及在「華」作為最大集合下，如何運用此資本在不同情境表述；¹陳芷凡，〈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39-58。邱貴芬〈「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以楊牧探測三種研究台灣文學的跨文學框架〉以三個文學研究框架討論台灣文學的位置，以楊牧為例，世界華文文學的「華人」共同詩學無法對應楊牧的世界感。華語語系文學強調混雜性與楊牧使用正宗漢語不同，但或可視楊牧更基進的解構中國中心（地理、語言版圖的契合）。世界文學注重作品流通與閱讀，雖無法適切地運用於詩，但可思考如何認可，文學旅行的運作。¹邱貴芬，〈「世界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文學」：以楊牧探測三種台灣文學的跨文化框架〉，《台灣文學學報》35（2019.12），頁127-158。本文雖不以華語語系研究為主，但可促使我們思考如何讓華語語系研究更適切的解決華文書寫的問題。

將視角轉到移民工，亦是華語語系研究近期可發展的方向。陳筱筠〈複數的「我們」——《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中的主體對話與歷史過程〉關注報導散文《我們》的語言使用，中文的報導者如何「翻譯」使用東南亞語言或英語的移工？階級、國籍的差異使的他們必須採取什麼樣的發聲方式？從移工帶出「我們」共同體內部的異質及複雜性及彼此的對話空間及互相參照的可能性，亦是華語語系文學關切的地方性與日常生活經驗。¹陳筱筠，〈複數的「我們」——《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中的主體對話與歷史過程〉，《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59-74。黃茂善〈鄉關何處：《準台北人》、《屋簷下》與華語語系文學〉討論新二代與中國移民在台灣的處境，除了面對「台灣想像」的無所適從外，亦質疑了全球化對於認同政治、國家疆界的有效性，在此過程中除了重構台灣的族群想像外，亦可打開不同地區華語語系社群「少數與少數」對話的可能。¹黃茂善，〈鄉關何處：《準台北人》、《屋簷下》與華語語系研究〉，《文化研究季刊》166（2019.06），頁49-65。以上兩篇文章所帶出來台灣移工討論，可與姜學豪「酷兒華語語系」提倡將華語語系研究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社會科學議題連結的可能。¹姜學豪，〈酷兒論述與華語語系研究〉，李育霖編，《華語語系十講》（新北：聯經，2020.04），頁81。

最後，將回應近年來人文學科對於媒介的物質性及跨媒介性進行思考，高鈺昌〈以聲發聲的華語語系：王禎和文本中的台北聲音景觀〉及著重文學文本中文字與符號的聲音化，而聲音的傳播與其媒介如何透過文學進行再現，透過分析王禎和的小說，指出其如何透過不同符碼之間的轉變進而形塑聲音景觀，進而思考華語語系在文字多語性之外，亦強調（但容易被忽略）的聲音多聲性，使華語語系表述能夠形成共鳴與複調；¹高鈺昌，〈以聲發聲的華語語系：王禎和文本中的台北聲音景觀〉，《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3-20。陳國偉〈無聲無襲？——華語語系、民族國家與聲音的視覺化〉則是以聲音的「視覺化」為重點，不僅是文字，同時亦有影像，而聲音必須透過媒介方能再現，同時與主體性的現身（身體）及民族國家的打造密不可分，聲音既可被用為想像共同體的打造，同時也可成為「和諧」旋律下的突破點，逃逸於民族國家化約的同質性。¹陳國偉，〈無聲無襲？——華語語系、民族國家與聲音的視覺化〉，《中國現代文學》32（2017.12），頁21-38。

而華語語系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則有數篇，首見詹閔旭〈認同與恥辱：華語語系脈絡下的當代台灣文學生產〉，本文結合華語語系研究情感研究提出「華語語系恥辱」，指出在台灣文學表述下，恥辱情感如何運作？在此恥辱是正面生成流變，提供主體自我反思的可能，而此情感不必然是面對中國，更可以是驅地想像、跨國連結，或是尋求在世界的一席之地。¹詹閔旭，〈認同與恥辱：華語語系脈絡下的當代台灣文學生產〉（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01）。本文除了是華語語系研究前期發展時，台灣學界首篇學位論文外，亦別有創見的結合了情感研究的跨學科嘗試，且將華語語系研究開展至多地、跨國比較的視野。

林祈漢〈華語語系脈絡下的少數族裔寫作：夏曼・藍波安、達德拉凡・伊苞及阿來的移動敘事研究〉則是從台灣與中國的少數族裔出發，以移動為方法，有別與中心／邊緣、根／徑、強調在之間（in-between）回復擺盪的能力，展現於游牧、轉山、回歸的樣貌之中。¹林祈漢，〈華語語系脈絡下的少數族裔寫作：夏曼・藍波安、達德拉凡・伊苞與阿來的移動敘事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07）。本文不以後殖民或二元對立處理少數敘事，而是賦予其個體能動性強調自我的力量。

李鴻駿〈浯島在他方：金門學的「協商政治」與文學建構〉透過官方出版以及作家楊樹清、吳鈞堯等個案，以華語語系研究為框架，提出過往「金門學」被視為抵抗與依附之間以外的「協商政治」，乃是有諸多策略如抵抗、協商、移動、挪用、對話等不同方式。¹李鴻駿，〈浯島在他方：金門學的「協商政治」與文學建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07）。本文關注弱勢主體應對的策略，以及金門在面對不同主體（霸權）時，如何重構中國性，將其轉換為可使用的資本。

李秉樞〈禁制與書寫：戰後「中國現代文學」與北美學人文論〉以華語語系研究與關係性研究，討論戰後在台灣曾被視為禁區的「中國現代文學」如何由台灣到北美的研究者進行表述與思考？如白先勇繼承五四自由主義的思潮、楊牧的抒情傳統詮釋及李瑜感時憂國的特質，而此種中國現代文學表述可作為台灣文學表述的一部份，且將台灣放於華語語系的網絡之中。¹本文採用作者於2019年由學位論文修訂發表的版本，感謝李秉樞博士生提供。李秉樞，〈禁制與書寫：戰後臺灣「中國現代文學」引介與北美學人文論〉，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審美・知識流動」跨校博士生學術沙龍（2019.12）。

以上的回顧，大致整理了這幾年台灣學界對於華語語系研究的發展，除了可見有一定的成果外，應用類型亦非常廣泛：從理論探討、歷史小說研究、族裔研究、重探文學史、新／跨媒介、全球化／在地化等議題，不可否認華語語系研究於台灣有一定的影響力。本節最後想透過中國學界對於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回應，反思台灣接受華語語系研究的見與不見。

整體來說，華語語系研究在中國學界普遍以負面態度應對，至多將其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或華文文學的添補。我大致整理幾個因素：（一）中國學界對於中國以外漢學研究（特別是北美區域研究下的中國研究）向來就以較高標準對待，這些「海外漢學研究」雖然在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上有創新，但其深受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以及歐陸批判理論的風行，有理論先行之虞而忽略史料的掌握以及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二）現身於北美的華語語系研究就有其「政治不正確」的成分，在全球學術分工不均下，¹相關討論可見酒井直樹著、代顯梅譯，〈西方的錯位與人文學科的地位〉，劉紀蕙編，《文化的視覺系統I：帝國－亞洲－主體性》（台北：麥田，2006.09），頁227-257。即使華語語系研究是以各種華語語系文本對話或論述基礎，仍不免招致外來者或缺乏歷史的批判；（三）華語語系研究本身帶有強烈的批判性格，尤以史書美的排除中國／對抗論為基進，王德威的三民主義或將中國包括在外雖然較為溫和，但是仍對「何謂中國」有所質疑。這種性質是強調共同詩學或以中國對抗為依歸的華文文學在研究取向上有明顯差異；¹總體來說，王德威的接受度仍較史書美高上許多。（四）與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一樣，過度強調中華文化的相似及連續性（例：台灣文學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份）。¹有關台灣與中國對台灣文學史的比較，可見林瑞明，〈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V.S.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7（2008.10），頁107-145。此種收編式的史觀，拒斥任何潛藏分離主義的論述，因此對於強調異質性及在地性的華語語系研究保有警惕。

而在中國討論華語語系研究者，多半在此脈絡下思考，但我認為相較於台灣學界的高度接受，中國學界的抗拒（或說反接受）也是有可取之處，其能夠更尖銳的看見華語語系研究的缺失。長期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學者朱崇科，在華語語系研究發展初期即發表〈華語語系的建構及其問題〉指出史書美有「跨殖民」與「泛政治化」的問題，但仍肯定華語語系研究作為新理論的可能；¹朱崇科，〈華語語系話語的建構及其問題〉，《學術研究》2010.7（2010.7），頁146-152。而後發表〈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指出華語語系研究的「對抗性貧血」，過度強調對抗及排除中國而非關注族群之間的互動，不過華語語系研究仍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做出了挑戰。¹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揚子江評論》2014.1（2014.1），頁15-20。朱崇科的觀點，大抵上代表了多數中國學者的立場：肯定華語語系研究的創意，但對其內容有所質疑。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則是另一種案例，在王德威發展其華語語系研究的論述後，多將史書美與王德威並置討論，且通常是肯定王德威多於史書美。¹劉俊，〈“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王德威、史書美為中心〉，《文藝研究》2015.11（2015.11），頁51-60。其他中國學者如湯擁華、張崇崗、王德領、李鳳亮／胡平、王璇，¹湯擁華，〈文學如何“在地”？——試論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與實踐〉，《揚子江評論》2014.2（2014.02），頁58-67。張重崗，〈“華語語系文學”的文化邏輯〉，《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4（2018.04），頁75-85；王德領，〈“華語語系”作為一種方法——“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8.1（2018.01），頁54-58；李鳳亮、胡平，〈“華語語系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一個待解的問題〉，《文藝理論研究》2013.1（2013.01），頁53-61；王璇，〈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辨析——以《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為考察對象〉，《中國比較文學》118（2020.01），頁203-208。大抵不脫朱崇科、劉俊的觀點，最多乃是跟隨史書美、王德威的新論述與時俱進的批評。

除此之外，有幾篇談到華語語系研究與台灣文學的關聯，如歐陽月姣認為華語語系研究恰好提供了九零年代蓬勃發展的本土意識賡續的可能，但其仍認為陳光興「亞洲作為方法」相對於「華語語系台灣文學」更為恰當、¹歐陽月姣，〈“本土”如何“跨國”——當台灣文學遇上華語語系〉，《華文文學》139（2017.02），頁38-43。霍艷則認為華語語系研究本身意義不明，且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僅會將台灣文學的格局做小。¹霍艷，〈台灣的焦慮：“華語語系文學”與台灣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8.1（2018.01），頁66-71。此二篇文章皆強調台灣與中國的連結，否定了史書美版華語語系研究對於中國的拒斥。

從「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到「華語語系研究在中國」，可以看到相反的接受態度，身為在台灣的研究者，我認為中國學界的批評仍可參酌，惟須認知其背後的生成脈絡。

四、小結：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前景

本文在前三節回顧了「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的生成流變，除了再次的闡述王德威與史書美二人不同版本的華語語系論述外，亦補上華語語系的「史前史」，稀釋了在台灣談論華語語系時各種「不正確」的焦慮，我們不妨將華語語系視為一次世界性的運動，諸如二十世紀初期從法國起始的超現實主義運動，隨著殖民現代性進入東亞地區；或二十世紀中後期中國社會主義影響了世界各地學潮，帶動歐陸哲學及左派知識份子的思考轉向。華語語系則是帶有濃厚台灣色彩及對中國性的反思，於美國開花結果，進而回應各地區的華語語系社群。

而在未來，華語語系有什麼可行方向？我以為有三點值得嘗試：首先是新／後鄉土。¹此點感謝林芳玫教授的提醒。若說鄉土文學促進了地方感的認知以及作為戰後台灣性生產的一環，那麼新／後鄉土則是在全球／在地化的交互影響中重新定位「台灣」與「鄉土」。過往研究者多把新／後鄉土文學放於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思考，¹如范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11（2007.12），頁21-49；陳惠齡，〈「鄉土」語境的衍繹與增生——九〇年代以降台灣鄉土小說的書寫新貌〉，《中外文學》39.1（2010.3），頁85-127。華語語系的介入，或可促使我們對在地性有另一層認識，這裡的「在地」是以地方本位為想像開展的敘事，但同時注重地誌學的書寫與地方之間的橫向對話；第二是台灣理論。近年來由知識／台灣學術社群，開展一連串有關台灣理論的計畫，目前已有兩本專書出版。除了史書美在華語語系與台灣理論二者皆扮演重要角色外，台灣理論中亦不乏華語語系的影子。¹如「華語語系」、「華身論」、「譯鄉人」等關鍵詞。我認為華語語系與台灣理論結合應把握兩點—理論與實踐互相影響、跨學科的相逢與交會，才能展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第三是物質媒介。如前面陳國偉、高鈺昌兩篇論文已示範華語語系如何與跨媒介轉換進行對話，近年來有關數位科技與新媒體對於文學研究及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衝擊¹陳春燕，〈從新媒體研究看文學與傳介問題〉，《英美文學評論》27（2015.12），頁127-159。，我們或可透過媒介物質性的再現進行華語語系表述。

作為一篇文獻回顧、評述的文章，本文的任務即是「華語語系研究在台灣」歷史化及檔案化。在第二節，即透過兩位學者的治學軌跡及台灣經驗打開華語語系的深度；第三節則是將台灣現有華語語系論述分類，歸納出目前幾個正在發展的向度。最後整理前兩者，為華語語系定位及提出可行路徑，僅盼往後研究者能從本文得到些許靈感及發展向度，不枉此文的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