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是歷史性地思考當代臺灣社會「人文知識」的軌跡，那麼，隨著近年來臺灣國家認同穩定上升為集體共識，逐步在學院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新興「臺灣文學學科」，卻有某種「根」與「路徑」之間的分歧，值得我們稍作思考：即便強調自主與解殖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臺灣文學研究顯學，與此同時，日本時代以來在臺灣文化領域中反思社會不平等狀況的「階級批判」傳統，卻反而裹足不前。

從臺灣文學史的角度，我們顯然無法忽略1930年代、1970年代兩次昂揚的寫實主義思潮。而臺灣文學系所在體制化初期，也確實致力於考掘這兩段重要文學史現象，用以追溯本土寫作系譜、重構學科主體性。

儘管如此，學科成員對於文學史重大事件的追認，有時卻未必重合於他們偏愛的文化典範與知識論基礎。在臺灣文學「學科」正式於高等教育體系中生根落腳的這二十年來，相關系所逐一成立、專門的臺文學術期刊也紛紛創辦，但難以否認的是，曾經存在於文學史內部，具有強烈馬克思主義關懷的寫實主義旨趣，卻幾乎沒有轉化為研究者的論述動能。帶有階級批判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人文學術研究，不只數量稀少，其發聲的位置也相當邊緣。

這種乍看下有些矛盾的現象，可能來自兩個因素。

其一顯然是臺文學科做為「文學研究」的本質傾向。畢竟，在政治上，臺文學科主要仰仗1980年代後期由臺灣外文學界所引進的符號學、後殖民、後現代諸種歐美理論；而在美學上，臺文學科的早期奠基人，也多半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主導中國文學學科的那種重視人文主義式點評與史考證的古典詩學。

臺文研究所具有的這種「雙重根源」其實也意味著，近現代以來臺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條件，並非「本土文學研究」的核心焦點。這也是為什麼其方法論從未真正克服「文本中心」與「作者論」的雙重侷限。今日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在談及文學史中的資本主義相關議題時，常常滿足於指出某某作者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認同，或者是談及特定文本對於市場經濟的抨擊。然而，除了張誦聖這樣的少數例外，文學作品中的階級意識如何被修辭策略制約、特定文類在象徵資本競逐過程中如何關連於中產階級審美偏好等等「文化研究式的」討論，卻很少得見。就此而言，臺灣文學學科仍需要更虛心地從鄰近社會科學學門那裏借取概念工具，以免人文領域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及其衍生文化現象的討論，未能直指核心機制。

第二，除了「文學研究」本身內建的限制外，臺文研究中「階級缺席」的現狀，還有更歷史性的原因。不必諱言的是，在解嚴前後，隨著「日治時期寫實主義」重新進入文學史研究者視野，百年臺灣文學是否具有獨立的歷史或文化位置，或者只是漫長中國文明的一條支流，成了早年「(孺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文化本土論者」不斷爭辯的重大問題。

在今天，被我們有時不太正式地稱呼為「左統」的這一條文學批評路線，確實沒有被體制化後的臺文學門所繼承，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也成了某種與大中國主義糾纏不清的研究取徑。或許可以說，由於臺灣社會在兩次殖民歷史情境中所遺留下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矛盾，多多少少導致了在今日的本土文學研究中，學者們在標舉自身「左翼」色彩的同時，卻沒有聚焦於經濟分層或剝削機制(因為這一標籤會讓文學研究的同儕們聯想到過去的「親中左派」)，而更多偏重於性別或是族裔的邊緣身分(認同政治上的「左傾」，可以輕易的與當代西方思潮銜接，尤其是被在臺外文體系所過濾後的「全球學術市場」)。

二、

在上述背景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謝世宗教授於2019年出版的《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¹《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謝世宗著，臺北：群學出版社，2019年2月，394頁。，可說標誌了當前的臺文學科發展，在已經日趨厚實的本土關懷下，再次回歸、重拾馬克思主義視野的一個可能契機。

本書追隨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的那種理論思路，重新閱讀戰後臺灣文學中，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王拓和楊青矗五位重量級寫實主義作者，解剖他們代表性作品中的「時代精神」，尋找小說中的「典型人物」，從而試圖穿透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或者說，社會結構在典型人物的思想感情中留下的印記。

《階級攸關》收錄了作者近十年來，討論臺灣文學史階級議題及其衍伸的單篇論文，但仍有三條貫穿全書的議題主軸可被辨識。首先，本書從性別政治的角度，指認了1970年代的寫實主義作者，儘管堅定地批判當時逐漸資本主義化的臺灣社會，但他們的敘事句法中仍然不時受限於父權主義的盲點或語彙(一、二、六、七章)。其次，本書結合後殖民理論與階級分析，討論鄉土文學中經濟批判與國族認同的互相構成。這是把文化與經濟兩種分進合擊的帝國主義侵略，還原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總體政治經濟學角力(一、三、四章)。第三個面向，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則是，本書考慮了市場經濟得以順暢運作的「文化」要素，例如引導一般勞動者或中小企業主接受市場雇傭勞動關係下的經濟理性，或者剩餘價值剝削機制與父權家庭意識形態的重合之處(三、四、五、七章)。

我們能夠注意到，本書選用的理論框架不拘一格，出入於後殖民理論、精神分析、符號學、女性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之間。這種做法當然利弊互見，優點在於能夠把文本中的經濟向度與民族主義、族群衝突、性別失衡、主體構成等等問題併而觀之，但也不必諱言存在著失焦的可能──因為《階級攸關》顯然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

就此而言，本書有自覺地遠離過於強硬的經濟決定論，也不執著於發現「文學文本」與「戰後臺灣社會生產關係」兩者間的直線對應，更未獨斷地預示資本經濟體系必然崩潰的歷史契機。《階級攸關》補足了早年例如施淑、呂正惠、趙剛等「馬克斯主義文學批評典範」所較為輕忽的部分。在過去，左翼的文學研究主要在於挑選出臺灣文學史中觸及「剝削、異化、宰制」等等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文本案例，並且嚐試辨認出小說作者的批判性意圖。然而，這種反映論的研究思路其實有其限制，因為文學作品的「階級屬性」，不僅僅是特定物質條件的反映或者來自作者本人的政治意見，同時還密切關連於特定意識型態的歷史性建構。因之，《階級攸關》一書中更為偏重「文化」的取徑，顯然能夠幫助今日的文學史研究者，去思索我們臺灣文學史就競選擇了那些理論性論述來過濾臺灣人所處身的經濟分配狀況。

由於本書的焦點更多放在由「文化」所決定的「政治潛意識」，換句話說，本書致力於對讀者揭示的是，所謂文學文本如何感知與再現人們生活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因之，寫實主義小說文類被認為是具更自覺的「回應」，而不只是結構與現狀的被動「反映」。這一對文學史的再次閱讀策略也使得讀者能夠去跟隨本書論證，以管窺當時知識份子作家與工人階級作家，如何透過美學化的論述建構與倫理判斷，與資本社會中的主流價值或文化霸權進行象徵資本的競逐，並且把「文學寫作」視為一種具有介入性格的社會行動──換句話說，寫實主義小說的構思與設計，其本身就是臺灣現當代歷史中，知識份子或者是社會運動者創造「具有階級意義之認同」的一種權力鬥爭過程。

在我看來，《階級攸關》對於今日文學研究如何重新返回階級視野，確實提示了一種有益的方向。如果說小說文本並非只是千錘百鍊的藝術構思，其同樣公告了芸芸眾生「文化作為生活方式」的質性見證，那麼，文學研究對於人文知識的其中一種貢獻就可能在於，小說文類如何談論「人類構造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過程，這包括了受薪階級如何意識或評價經濟分配現狀、工人集體如何審視發起政治團結的潛能、無產者為何同意或接受資本主義下具有壓迫性的財產關係……諸如此類面相。

這裡略舉一例，以說明本書連結「文化因素」與「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方式」之辦法。《階級攸關》以王禎和、黃春明為例，說明兩人許多作品中描寫1970年代高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臺灣社會，而其中的小說人物也已開始內化某種大約對稱於韋伯所指認的「新教倫理精神」。儘管臺灣勞動者刻苦耐勞、謹慎算計的特質，在一個缺乏基督教根柢的多神論東南亞海島社會，是否足以稱為「清教」式的、或此氣質是否有其他歷史根源，仍需要更多概念上的釐清，但是《階級攸關》對於「市場」背後的行動者精神之指認，顯然是相當有力量地說明了，究竟是那些「文化因素」去促成與鞏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

無論如何，本書在文學文本中試圖廓清「勞動信念」(或小業主的思考模式)與「生產結構」(即鄉土小人物在工業化早期臺灣社會中的地位)所可能存在的同步，或許會讓我們想起上世紀末，本土人類學界探求「人觀」、本土社會學界思索「黑手變頭家」之意識形態基礎的那一類研究旨趣。《階級攸關》確實也在文學研究領域中，展示一種替代性的民族誌分析，在比喻的意義上，將寫實主義文學解讀為田野調查，勾勒了勞動者、小企業主嘗試將市場交換模式「現代化」的關鍵時刻，他們如何與傳統的消費習慣或雇傭樣態做出協商、又發展出怎樣的治理技術與遭遇怎樣的抵抗阻力。

綜合來說，考慮文化因素，以補充「階級」這一經濟論述，可說是本書論證邏輯的重要基調。儘管這一操作使得本書的經濟分析較為鬆散，但因之也能納入關於「性別」或「國族」等等身分政治，揭示經濟宰制與其他社會範疇間複雜的纏繞與置換方式，以說明文學如何關聯到「人如何在資本經濟中生活」這樣的問題，從而將歐美文化研究那種跨學科理論取徑的分析策略引入本土文學研究。

三、

前面已提過本書不少優點，但也不用諱言，本書由作者歷年單篇論文改寫而成，難免一些瑕不掩瑜之處：理論框架的系統性不足、作為一本專著，還缺少對於臺灣文學史中「階級文本」歷史沿革的描述、疏於定義現代社會中遠非二元式資本家與無產者對立的複雜階級分層等。

本書中存在一些較零散的段落，在精神與方法上納入諸如Paul Willis、Michael Burawoy這類學者的觀察角度，以說明經濟奇蹟年代臺灣勞動者如何對於資本體制的自願順服、或者資本主義如何收編工人階級可能的反抗能量。但以本書的議題屬性來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如何消解勞動階者的團結與反抗自覺，也就是所謂「製造甘願」的符號運作過程，顯然值得更多篇幅、更系統性的關注。本書只用一些孤立的例子，去旁及這個大哉問，顯然有點可惜。在1970、1980年代的寫實主義小說中，相信能夠整理出不少素材，用以蠡測資本主義體制從主體內部去吸納被壓迫者之心理機制。

當然，上面只是求全式的責備，多數臺灣文學研究論著，也都還未曾做到。對於一門與「發明傳統」文化過程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來說，這本書確實是多年的荒廢以後，臺文研究再次轉向「階級議題」的一個里程碑。而這一回歸不管是對於界線分明的文學研究、對於作為更大整體的「臺灣研究」、甚至對於本土人文知識跨越學科界線的未來想像，都有其重要意義。

就主流社會科學的角度，迄今為止的臺灣階級研究，基本上還是比較偏重對於「客觀結構」的探討，因此多數集中於經濟法規、勞資緊張、工人運動、國家政策、跨國市場動態、行動者網絡、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等等相對「實在」的層面。

然而，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在特定社會中成功運作，除了關於資源分配模式這些外在、客觀、實質的層次，當然也得包括體制中的行動者，以及制約行動者的種種內在、主觀、情感性之要素。因此，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完整理解，必然要處理人們對於經濟分層的知覺、人們對於勞動與分配的想像、人們對待階級同伴與階級敵人的態度，諸如此類關於「經濟的意識形態」的方面。

從這點來講，《階級攸關》關注階級想像的「文化」意義，這便是重新找回在馬克思傳統之中、同時也是補足本土社會科學的研究裡，較少被著墨的那面：也就是所謂「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的實質內容──尤其是一般勞動者對於自身在生產結構中所占有的位置、長遠利益、身分邊界，到底持有怎麼樣的理解與認識。

或許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階級攸關》看待「勞動者如何知覺自身階層的社會性存在」的分析角度，值得讀者再作深思。我們能夠看到，《階級攸關》不只是考慮臺灣寫實主義小說的「批判性」，該書同時也注意到，這些寫實批判作品也呈現了勞動者集體的「內部矛盾」。例如，在陳映真筆下，高階白領與低階藍領存在著相當的緊張關係(第七章)、或者在王拓與王禎和的故事裡，勞動者可能善用性別特質來壟斷職場上的機會與利益(第五章)。即使在左翼文學家的筆下，「戰後臺灣勞動者並未有團結、結盟」這一現象，確實就是勞動階級自身那不完整、甚至是破碎的「階級意識」之症狀。

比較可惜的是，儘管本書注意到了臺灣文學史中這種「不完全」的階級意識，但仍把這些例子當作是總體階級宰制的衍生現象，而沒有將「階級意識的可能與侷限」視為一個清晰的論題。就一本從文學史來談論「階級」的著作而言，寫實主義小說中這些「並未在政治上自覺、無意於階級團結」的質性描寫，顯然會是極為有趣的素材，來幫助研究者去思考「階級意識」怎樣在臺灣社會中被體現或被妨礙。作為階級關懷缺席多年後的回歸之作，也許《階級攸關》在此類問題上只能點到為止，但該書所捻起的這一段線頭，相信能夠刺激後來的文學史研究，開始去思考臺灣社會中那複雜的階級狀況，是否能夠尋到更多的「文學證言」。

四、

一旦我們跳脫文學研究本身，更廣泛地考慮臺灣社會與人文領域知識生產的全貌，《階級攸關》試著彌合前述人文與社科之裂解的努力，就還有一層更深遠的意義。由於各學科間「現代化」的速度並不均勻，自從解嚴以後，儘管學術思想確實從國家機器的嚴密監控中釋放出來，但是臺灣的「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卻保持某種分流：當社會科學致力於尋找當代社會進程及其因果解釋的時候，人文領域很容易一廂情願強調古代經典的歷久彌新，或者停步於相對封閉的美學詮釋循環。這種眷戀傳統的知識慣性，不只是造成學院菁英知識與庶民生活世界發生斷裂，同時也使得本土的人文學科，逐漸在公共領域失去影響力。

在此意義上，《階級攸關》久違地在文學領域中，再一次召喚經濟平等與社會階級的思考，除了上承臺灣文學史中兩次寫實主義、批判思潮之外，更是敦促猶稱青年的「臺文學科」，能夠消化馬克思、人類學、文化史、文化社會學的養分，積極參與跨學門的知識性對話。也許，對於忘懷「經濟不平等」議題已久的臺文研究而言，此時我們正迫切需要《階級攸關》這樣在選題上有膽色的作品，除了找回文學史研究中被忘懷的左翼批判精神之外，本書也打開了一條通向交流對話、拼湊整體社會圖像的開闊智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