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新冠疫情首先影響了中國湖北的武漢地區，之後一路漫延至世界各地，至今尚未停息。武漢及周邊地區的封城，體現的是這場瘟疫的難以控制，而關於中國疫情與封城的敘事亦以極快的速度經由網路¹網路的發表，雖然可以快速地將訊息傳播給大眾，但往往關於新冠疫情的個人日記，都遭到中國政府的封鎖。方方與郭晶在她們的作品中均提及他們重複的發表與被封鎖過程。張翎的作品則未在網路上發表。與書籍傳播。有鑒於中國對於此議題的審查與封鎖，許多以中國新冠疫情為主題的文學作品選擇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出版。方方的武漢日記由Michael Berry 翻譯成英文Wuhan Diary 在美國出版，而郭晶的《武漢封城日記》與張翎的《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紀事》選擇在台灣出版。

方方的作品以日記為文體，記錄作者封城期間的感想與所見所聞。方方對於中國政府與社會的猛烈批判，在網路上發表時就引發中國內部不小的爭議，其後選擇以英文出版，表明了她向西方世界傳達非官方聲音的意圖，更讓她承受不少「崇洋媚外」的攻擊。至於年輕的社會工作者郭晶亦使用直敘的日記文體，記錄身在武漢的她，封城期間的生活日常，但作品中更著重於人性關懷多於批判。

擅長以厚實的史料研究為基礎，書寫華人創傷經驗的加拿大華人小說家張翎，曾出版過許多動人的災難小說，例如後來改編為電影《唐山大地震》的《餘震》與2017出版以中國對日抗戰為背景的《勞燕》。《一路惶恐》不離張翎所擅長的災難議題，以她獨特的跨國華人身份為出發點書寫疫情，可視為此書最大的特點。書中以回憶敘事為主軸，紀錄她的溫州探親之旅如何因為疫情而成為惶恐之旅，關照的不僅僅是疫情之下的中國社會，更多的是作者對於自己與故鄉關係的內在自我剖析，以及她對於個人處於當代中國集體歷史創傷下的省察。

張翎在華語文學領域（尤其是在中國）獲獎眾多，過往作品總是以中國市場與中國出版社為第一出版選擇，而這部《一路惶恐》卻選擇了台灣的時報出版社發行，當然此決定與作品本身涉及敏感的新冠疫情有必然的關係。但因其作品中張翎所呈現的一個移民者對於「跨域」認同的省察過程，我們或可將此書放入華語語系文學理解：此書呈現出華人移民在「故土」與「移居地」之間文化認同上的複雜與變動，已脫離以「故土」為最後依歸的離散敘事範疇。台灣是華語語系文學出版的主要場域之一，因此張翎此作在台發行或許也是一個以讀者為考量的選擇，呈現出她對於此作不同的定位。

張翎的《一路惶恐》是她回到加拿大之後整理2020年1月至2月在溫州停留期間的隨筆書寫而成。這部以散文為主，詩為輔的紀實作品，以作者的「返鄉」為開始，「離開」為結束。雖說是散文，卻充滿濃厚故事性的情節鋪陳與轉折。除了最後一章的詩作之外，書中的前五個章節上下連貫，幾乎可以視為一部以第一人稱為敘事者的短篇小說，描述一個家庭在疫情下的溫暖與創傷。第一章〈我的分歲之旅〉描述作者如何在疫情爆發初期誤入故鄉溫州，〈蝸居〉與〈三餐〉中對於作者受困於「蝸居」——一間狹窄的單人套房——所受到心靈與肉體的煎熬詳盡刻畫。第四章〈那些星空般的時刻〉描述在疫情中短暫而瑣碎與家人朋友重聚的溫馨歡樂時光；而第五章〈在離去與歸來之間〉描述她驚險的返歸加拿大旅程。

書中不僅有如小說般的劇情鋪排，對於家人的敘述更已經超過了散文的抒情敘事格局。其中對於作者哥哥的刻畫尤為深刻動人，描述身材瘦小的哥哥「是個徹頭徹尾的不可理喻的樂觀主義者」，而他的樂觀體現在他宏亮的聲音中。在整本以「惶恐」為主軸的書中，張翎每每提及哥哥的時候，筆調便顯得幽默逗趣，例如她將哥哥家牆壁與天花板的污損，解釋為「他聲音鑿下的疤痕」。而她筆下這個樂觀的哥哥也成為疫情下為之遮風擋雨的港灣，即使在封城之後也涉險為妹妹送飯，為家人出門購買補給品。對於親人之間含蓄卻深厚的情感描寫，對比疫情的險惡與艱難成為書中的溫暖亮光。

《一路惶恐》記錄了移民多年的張翎，因著新冠疫情，而重新審視自己與家鄉的關係：她與故鄉的認同關係，在敘事中不斷地擺盪變動，有時她強調著自己對故鄉的歸屬感，有時則稱自己為故鄉的客人。溫州因著疫情產生的特殊社會氛圍與生活方式，讓她因此意識到自己早已與家鄉切斷實際生活的聯繫。但卻也因著受困的三週的紮實在地經驗，作者的心態再次從視自己為「異客」轉而視溫州為「我城」，衍生出一種新認同感，這樣的認同歷程宣示著在地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呼應了史書美對於華語語系文化「是以地方本位（place-based）的在地產物」(19)的論述。但張翎《一路惶恐》中涉及的議題，是史書美的理論中較少處理的部分。史書美強調的是移居者在移居地的在地經驗如何建構華語語系認同，而張翎書中探問的是返鄉移民的故土在地經驗怎麼樣再形構移民者的自我認同？張翎在疫中的返鄉經歷帶動了書寫，也牽動了她對於自我認同的再詮釋。《一路惶恐》反映出的移民者經驗，並非僅僅指涉那些長期在「移居地」擁有的在地經驗如何影響作者，更是移居者在「故土」與「移居地」之間的不斷往返流動所產生的充滿流動性的認同感。張翎在語言上中英文的混雜翻譯運用，體現出她在認同上的混雜與彈性。書中最後描述她返歸加拿大的過程，已沒有「離去」與「歸來」之別，她稱溫州為「故土」，溫哥華為「第二家鄉」，兩者都是歸依之地但卻都非作者的全部認同的所在。

有別於郭晶與方方以在地者的姿態，描述疫情中她們對於中國的關懷與對政府的批判；張翎的疫城敘述著重於自我醒察，藉由封城經歷，挖掘內在自我認同的轉折：體認自己的移民身份讓她處於尷尬的「鄉人和外鄉人中間的那爛泥潭之中」。一如須文蔚在序文中說道：「她在《一路惶恐》書中，毫不保留地自剖自己並不真的瞭解原鄉的社會、文化與生活。」從書中的第一頁起，張翎就以「去國者」自居，剖析自己如何在加拿大「用故土的文字書寫故土的故事」，因之，自認為依舊身在故土、認同故土，也了解故土。但因著一場瘟疫，她被迫在故鄉獨立生活，離了家人與朋友的遮蔭，當她必須面對實際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與柴米油鹽的瑣碎，才驚覺自己早已非「鄉人」，意識到自己對故鄉的了解與情感依戀，只是一種移民者對於故鄉「地域文化的歸屬感」，一種安置靈魂的文化歷史認同身份。以華語語系的角度而言，張翎的鄉愁，是一種建構在異國生活經歷下對於故土的特殊情感，充滿著想像的成分，是一種在移居國建立起的文化情感。張翎這種對中國的文化歷史依戀，或許可與白先勇所言台灣外省人的「文化鄉愁」相互參照，同因長期離鄉而對故鄉產生的文化歸屬感。但在面對實際生活時，這樣的歸屬感恍如空中樓閣，支撐不起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一路惶恐》中張翎重審自己過往對於中國離散式(diasporic)的空靈依戀，認為疫情下的封城，讓她體認到在中國實際的生活日常與她在國外建立起的文化認同想像之間的遙遠距離，因而不斷掙扎在「鄉人」與「外鄉人」之間的尷尬中。連最基本的小區通行證，都因她不在戶籍制度中而不知如何辦理，因此失了出門購物的機會。雖然她最後終於提起勇氣出門申請通行證，但能證明自己在中國的存在，竟只是旅行用的護照、機票與登機牌，與「在地」全然無關。相對於郭晶和方方的封城日記，記錄了封城時小區社群裡熱熱鬧鬧的團購接龍，食物源源不絕而來，失去社會網路支撐的張翎坐困愁城，被動地倚賴哥哥涉險接濟三餐。而飢餓也成了她封城敘事中重要的主題：封城中的六十頓飯，餐餐吃得辛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因為封城而覺察自己去鄉三十年，與故鄉之間早已切斷的生活連結，卻在這疫情期間的共患難中，生出新的革命情感。因而張翎在自序中說道，「有過了那樣一段患難與共的相處，溫州對我來說已經不再僅僅是文化土壤和小說靈感——那些詞都太高冷，現在的我，更願意只把她叫做『我的城』。」她因疫情迅速建立起的這份新鄉土認同，在回到加拿大後能夠有多少的延續，成為書中衍生出來值得觀察的留白與彈性。

《一路惶恐》中一個返鄉人與故鄉矛盾而糾結的關係，除了展現在作者對故鄉複雜的情感認同上，也呈現在她對於自身「惶恐」情緒的詮釋上。張翎記錄她在疫情之下的封鎖生活之際，其實層層疊疊，探問的是自身過往的創傷經驗，如何跟隨著她到移居國，多年以後又在新冠疫情之下與封城中所受的創傷重疊，衍生出自己失能的反應。解析自我的惶恐，張翎用了病理學上的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來描述在自己身上長久未癒的創傷，其根源不僅止於對新冠疫情的焦慮或是被困在一個無法開伙的蝸居飽受飢餓的折磨，而是「它有一條根，很深，很長，一路延伸到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天。這條根經過了太多的年月，已經和我的肌體長成相互纏繞的共生體，它中有我，我中有它。」這條根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

長於書寫災難傷痛小說，張翎將書寫視為「排毒和止痛的過程」，一種療傷的治癒過程。經由寫作，意義化所受到的傷害與衝擊，進而逐漸接受傷痛的存在，並與之和平相處。而顯然，《一路惶恐》的書寫，同樣是為了安置作者飽受創傷的靈魂。只是，一直到全書的最後，張翎似乎還未找到安置這場瘟疫的答案與出口，因此，正面的聲音（「從小接受光明教育崇尚『正能量』、被父母管教得規規矩矩的好女人」）與負面的聲音（「一路磕磕絆絆滿身傷痕、在進入中年後開始質疑一切的黃臉婆娘」）一直繚繞於心，互相爭競。但或許認知創傷所帶來的黑暗與光明，希望與絕望正是這本關於創傷，關於惶恐的書所期望帶給讀者的訊息。因創傷帶來的對故土的焦慮感，混雜著對同一塊土地上的家鄉與家人的依戀，這樣細膩揉雜的情感，成為這本書在疫情書寫的主題外，所帶出異於其他作品的移民者敘事觀點。

張翎的一路惶恐，當然出自外在疫情的衝擊，但書中最珍貴的亮點落在瘋狂的疫情之中，作者身為移民者對於自己與故鄉之間澄明細緻的自我省察與剖析，是盤根錯結的依戀與傷痛，也是認同情感的混雜、流動與曖昧。

參考資料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17.06）。

張翎，《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紀事》（台北：時報出版，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