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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足而前:《桂花巷》的女性身體改造與能動性

Taiwan Lit 1.2 (Fall 2020)

摘要

一般認為女性纏足是服膺父權傳統的非進步表現,本文則要補充,女性也可能透過掌握身體改造的「技術」,展現主體並挑戰傳統。本文並不主張一種浪漫化的解放,反而要提出在特定脈絡中,一種超越「傳統/進步」、「受害的客體/行動的主體」的觀點:「裹足而前」。女性主體在交織的壓迫結構下,看似被封死,但其實在過程中不斷協商和交易,以爭取向上流動。

本文將蕭麗紅《桂花巷》(1977)的纏足(是性別的身體、階級的身體,也是民族的身體)視作一種身體改造「技術」,並指出它雖然破壞女性主體的完整,卻也展現了「部分」(partial)的能動性。女性主體並非完全失能,而是在跨文化的脈絡下,具有不同的限制及應變行動;纏足,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本文透過《桂花巷》討論:一、主角在自我纏足以及清洗小腳的過程中,面對婚姻市場、凝視壓迫結構,發展出「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二、主角在小腳狀態進行婚外情慾實踐。三、主角在喪偶後,透過與兒子建立緊密連結,以獲得支持與賦權;其中小腳發揮了作用。

關鍵字:纏足、女性、能動性、蕭麗紅、《桂花巷》

前言:「裹足而前」

(一)《桂花巷》與「纏足論述」的二元對立困境

蕭麗紅的長篇小說《桂花巷》(1977)1蕭麗紅,《桂花巷》(台北:聯合報出版,1977年初版)。以下引文在文末直接括弧標明頁數。揭幕於晚清1888年,歷經日治時期,落幕於國府遷台後的1959年。小說描述女主角高剔紅纏足的一生,並涉及歷史、性別與鄉土等議題。不僅《桂花巷》承載了複雜的歷史情境,相關的討論也彰顯了長久以來關於女性「能動性」(agency)問題的糾「纏」難「解」。傳統上,高剔紅被視為是「作繭自縛」1持此論者如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420。並將自己綑綁入命運的困局之中。過去「纏足」被認為是一種服膺父權傳統的非進步表現,並被定位為「裹足不前」。事實上,這種「纏足論述」隱含了「東方/西方」「傳統/進步」、「受害的客體/行動的主體」的二元對立觀點,讓高剔紅只能被視為缺失能動性的受害者(victim)。

我刻意在文中提及「解」(裹腳布)的鮮明比喻,是為了要釐清「解」的不同層次:本文並不頌揚將「女人」從纏足中「解放」,而是要「解開」「纏足論述」(discourses of foot binding)運作的權力關係。面對上述《桂花巷》女性能動性的困境,本文並不主張一種浪漫化的「不裹而前」的「進步」(progressive)

解放。本文認為,我們唯有超越二元對立的觀點,才能親近與理解歷史情境中複雜的現象。得力於美國女性主義法學者凱瑟琳.阿帕姆斯(Kathryn Abrams)在討論家暴受害者的討論,本文提出「裹足而前」(bound and go on)在於擁有「部分的能動性」(partial agency)1參見Abrams, Kathryn (1995), Sex Wars Redux: Agency and Coercion in Feminist Legal Theory, 95 Colum. L. Rev. 304. ,它承認在跨文化脈絡中女性主體受到不同的限制,但也有不同的應變能力。在國族、性別與階級交織的壓迫結構下,女性主體看似被封死,但其實在過程其不斷協商和交易,以爭取向上流動。我並不意在「裹足」短期之內就立刻判定女性是否具有能動性,反而要重視它長期之後的實作效果。

本文一方面要拆解文本內部中高剔紅「行動/受害」的主客體問題,一方面也要質疑西方主流女性主義「整體」解放的標準。

許多學者皆已將《桂花巷》定位為具有「控訴」父權意涵的小說。例如楊翠〈文化中國.地理台灣──蕭麗紅一九七○年代小說中的鄉土語境〉1楊翠,〈文化中國.地理台灣──蕭麗紅一九七○年代小說中的鄉土語境〉,《台灣文學學報》第7期(2005年12月),頁1-42。以時間與空間的角度,分析《桂花巷》中的傳統中國女性身體論述。楊翠指出「纏足」處在「女人的貞節」與「男人的情慾」兩端,成為男性欲望投射下的審美客體、基本上缺失主體性。在這種身體論述與母職要求下,女性也被剝奪掉對子宮的管轄權和詮釋權。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1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收於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2000年),頁119-143亦認為此小說以批判性的姿態介入鄉土想像,並呈現鄉土的「剝削」、「箝制」與「壓迫」。值得注意的是,「控訴」不見得就等於女主角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或是等於女主角進行激烈的反抗。透過描寫高剔紅在父權體制成為受害客體的經驗,《桂花巷》的寫作本身即是一種「控訴」。並不是沒有學者指出過高剔紅的「能動性」。陳芳明認為,雖然在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女性意識尚未成熟,但《桂花巷》已經對父權體制充滿批判1陳芳明,《新台灣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頁738-740。。陳芳明提到小說暗示了女性的掙扎與出走,不過他將高剔紅的一生放入「國族寓言」的閱讀中,並未真正關心女性的「能動性」。邱貴芬 1邱貴芬,同註4。認為高剔紅的一生都在與父權傳統結構搏鬥,並在嚴密監控下試圖獲得喘息空間、出演情慾出軌。在另一篇〈當代臺灣女性小說裡的孤女現象〉1邱貴芬,〈當代臺灣女性小說裡的孤女現象〉,收於邱貴芬著,《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104-114。中,邱貴芬也藉高剔紅的「女兒」身份,指出現代女作家之筆確曾顛覆了傳統婦女規範。而楊翠雖然主張高剔紅是受害的客體,但她也注意到角色帶有一股隱然的「亟欲脫出的主體慾望」1同註3,頁24。。本文基於這些基礎,要進一步提出高剔紅以纏足走過的一生具備「部分的能動性」。

與「能動性」密切相關的是「選擇」的問題:女性究竟有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桂花巷》中高剔紅藉著纏出「北門嶼最完美的小腳」以嫁入豪門。本文並不認為這是高剔紅的「自主選擇」,因為在父權制度的結構下,這種「選擇」其實是被迫的「沒有選擇」。若還原到當時,高剔紅出身貧困,就其處境,她並沒有退路,只是為了生存「裹足而前」。林淑英曾提出類似但不盡相同的觀點。在〈名教中自有女性樂地?──蕭麗紅《桂花巷》對女性社會身份之疏解考詮〉1林淑英,〈名教中自有女性樂地?──蕭麗紅《桂花巷》對女性社會身份之疏解考詮〉,《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21期 (2013 年3月),頁 87-112。中,林淑英認為對當時的女性而言,服膺禮教對是為了安身立命的自然反應。不過林淑英一味地贊成高剔紅可以「選擇」纏足以及掌控自己的命運。林淑英並引用蕭麗紅的訪談來反對西方女性主義觀點,在最後,她甚至提出「遵守中國傳統婦德能讓人生圓滿無愧」的結論。林淑英試圖同情並賦予高剔紅主體性,但卻落入了「倚賴作者意圖」與「抱守特殊主義」的陷阱。

蕭麗紅的「作者意圖」其實並不著意於「控訴」。在〈剔紅是我──「桂花巷」後記〉(《桂花巷》,頁509-511),蕭麗紅自承她懷念並認同中國傳統舊文化。蕭麗紅擁護以「纏足」代表的中國民族文化主體,並強調她的書寫表現了中國女性堅韌的生命力。由今觀之,蕭麗紅在這篇後記中站在「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或「文化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位置上。她獨尊的「中國文化與情懷」並未成功賦予高剔紅自主性,反而突顯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寫作當下,她必須以此「面對」西方強勢帝國文化的時代限制。這種立場其實只是強化了將纏足傳統分為「進步/落後」或「優良風氣/陋習」的二元對立,並再次鞏固了不對等的知識與權力關係。本文不仰賴作者意圖,正是為了「解開」類似的「纏足論述」配合運作的權力關係。

林淑英(和其引用的蕭麗紅)站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對面」,這種對立的發言位置反而落入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陷阱。雖然我同樣要質疑西方女性主義的「解放」觀點,但我更進一步要重視東西方間的不平等關係,並主要針對小說中個體心理複雜的犧牲、交換或培力。

本文要提出的「裹足而前」是一種「閱讀方法」,這種「閱讀方法」並不倚靠「作者意圖」或是「劇情安排」,反而在意小說中的敘事策略與心理描寫。若單就劇情分析,我們難以判斷《桂花巷》高剔紅的主體意識究竟為何,也容易將她放入「主動」或「被動」的二分窠臼中。「裹足而前」希冀更深刻地體察二元對立「纏足論述」夾縫中被噤聲的底層女性生命情境。

我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也參考了「纏足」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婦女史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的鉅作《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1高彥頤(Dorothy Ko)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Cinderella’ 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原著出版年:2005)(新北:左岸文化,2007年)。堪稱典範。高彥頤以修正史的女性觀點,提出了不同於「五四」以來男性中心「反纏足論」的解讀。高彥頤處理了我所謂「纏足論述」的「二元對立困境」:她發現現代「五四論述」以「小腳/放足」、「落後/解放」、「過去/未來」將傳統女人打造為「國恥」。高彥頤論證「纏足」之所以歷久不衰,不僅僅是單靠男性的慾望投射就可以維持,女性自身也以「身體」參與了實踐。在「纏足」這個議題上,高彥頤要讓女人的身體說話,但她也沒有一味懷舊地擁抱「特殊主義」,反而透過「身體」和「物質文化」還原當時女性的生命情境。她的書名英文是「灰姑娘的姐妹」1苗延威認為英文書名「Cinderella’s sisters」可以翻譯成「灰姑娘的姊姊」或是「灰姑娘的姐妹」,前者注重身體美學論述標準下的「削足適履」,後者則強調自古以來「腳小而嫁入豪門」的故事。參見苗延威,〈未知的誘惑:纏足史研究的典範轉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4期(2006年12月),頁243-253。,這種「以小腳嫁入豪門」的隱喻對《桂花巷》相當貼切。

雖然本文贊成高彥頤強調的女性「身體性」(physicality),不過本文並不同樣主張纏足女性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我傾向於借用凱瑟琳.阿帕姆斯討論的「部分的能動性」(partial agency)來詮釋《桂花巷》。我認為在交織的壓迫結構下,《桂花巷》的女主角並未能達到「整體」的解放,而只能「部分」解放。高彥頤從物質文化史切入,舉例小腳「弓鞋」的時尚文化。我則要補充時尚以外的觀點──將纏足的「裹腳」視為一項物質技術。同樣是注重身體和物質,但我將以「技術」的角度切入來談。

(二)《桂花巷》的女性身體改造「技術」

本文將《桂花巷》中的「纏足」視為一種身體改造的「技術」。首先,纏足破壞了女性主體性的完整。《桂花巷》開頭便是隔鄰王阿婆幫高剔紅纏腳。小說描述了纏足過程中的痛苦。高剔紅在過程中不再能認識自己的腳(頁17)。其中足踝被弄斷,碎成片塊的血肉和筋骨(頁18)。之後,她感覺到自己捏的腳不是自己的腳(頁38)。也就是說,這裡的「腳」分離出了高剔紅的本體。

我借用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1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賽伯格宣言〉,收於唐娜・哈洛威著,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原著出版年:1991)(台北:群學,2010年),頁243-293。的說法,將高剔紅與她的腳,視為有機體與無機體的結合。高剔紅不再是完整的主體,而小腳成為她的「部分」「零件」之一。我承認纏腳讓高剔紅成為殘廢、具有缺陷、被破壞的主體,但也要利用這個「部分」(partial)來談論她的能動性,以反對「完整」解放的想像。為了破解本文一開始提出的「纏足論述」的二元對立,我使用「部分」來推移既定的解放邊界。高剔紅具備「部分」的能動性,她處在壓迫與解放之間。

接著,纏足也是女性獨門掌握的「技術」。楊翠指出,高剔紅和王阿婆的女性形象在纏足的過程中疊合了;纏足是女性群落的集體記憶1同註5,頁20。。在小說中,因為母親重病無力,所以只好請隔鄰的女性長輩王阿婆幫忙高剔紅裹腳。母親也準備了布稜和刀剪等「技術」用器材。除此之外,小說也不斷強調高剔紅的「巧手」。大部分論者注意到高剔紅手上的「斷掌」或「硃砂」和她的命格之間的關係,我則注重高剔紅的「巧手」技術。高剔紅的繡花技術被眾角色大為讚譽,但卻很少人注意到她也曾以「巧手」為自己纏足。在王阿婆的幫忙後,高剔紅又重新解開和纏繞她的腳,並決心綁出「全北門嶼最完美的小腳」(頁36)。有時候女性更瞭解自己的身體,她們透過掌握纏足的身體改造技術,得到更多的交易機會。

以下我將用三部分論證《桂花巷》「裹足而前」的觀點:一、女主角能透過纏足,發展出「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二、小腳攸關婚外情慾實踐;三、女主角利用了「子宮家庭」模式的母子紐帶,而小腳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一、既包裹又重複翻看的女性意識

如前所述,本文重視的並非「裹腳」當下,而是「裹腳」之後人生逐步發展和變動的歷程。高剔紅就曾重新纏足。事實上,小腳需要定期拆開清洗和維護。如果「纏」隱喻了對主體的摧勒,那麼長期來看,纏足事實上是一個不斷「解」和「纏」的交替過程。《桂花巷》以第三人稱書寫,但讀者仍可以看見小說中高剔紅不斷地省視自己的人生以及壓迫結構。我因而提出《桂花巷》有「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女性一方面包裹內化了父權價值,一方面也不斷觸碰和改寫父權傳統。小腳不僅是男性捏、捧、賞、玩的客體,也是女性自身主動拆、凝、碰、裹的身體部分。

范銘如曾為七〇年代末以降的女性小說辯護。她認為,這些愛情小說與其說是女作家對愛情的耽溺,不如說是對兩性關係的審思與操縱的渴望1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頁152-156。。我也將指出,即使作者蕭麗紅本人無意在小說中置入女性意識,但她筆下的高剔紅卻以「纏足」體現(embodies)了對性別關係的審思。「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也意欲打破身/心(意識)的二元論,以強調身體與心靈實為互相影響的過程。

《桂花巷》的小腳承載了性別、階級與國族的多重標記。這些霸權以交織的形式作用在高剔紅身上。過去纏足論述的二元困境,尤其偏重在性別層次。若以「裹足而前」來閱讀,高剔紅可能是先犧牲了性別層次(迎合了男性慾望的投射)而設法在階級等層面取得向上流動。本文認為,女性面對階級、性別與國族多管齊下的箝制,不一定能夠一次將其全部解開,反而是想辦法在不同的限制中尋找「出路」。

(一)小腳與性別化的階級:凝視婚姻市場

高剔紅決定重新纏腳,是因為她出身貧窮、自認什麼都比不上人家。在沒有其他資本的情況下,她認知到她可以利用身體來爭取階級向上流動。她自知唯有纏出「北門嶼最完美的小腳」,才能獲得更高的經濟地位。

《桂花巷》整部小說有大量的篇幅呈現高剔紅「今時不同往日」的感慨。小說中女性人物之間的對話討論,一再做出強烈的貧富對比(相對地,《桂花巷》中的男人則多被弱化為背景1同註8。)。母親的話「錢銀兩三千,不值子婿出人前」(財富比不過才情)在小說中被高剔紅多次提起和推翻。一開始高剔紅還想:「自己還沒到要賣的地步呢」。但她隨即意識到凡夫的生活隨時處於死命與喪生的風險中(頁108)。小說在此轉折。經濟成為高剔紅挑選婚姻對象的首要考量,她決定入嫁富族名門辛家。之後,她不斷回首在北門嶼「窮怕了」的苦日子,一方面是因為懷念緣分未竟的漁夫秦江海(這是小說中感情支線),一方面也是回溯自己的困苦出身(這是小說中的階級支線)。換言之,小說裡前後「淒涼/繁華」、「今非昔比」「若是當年在北門嶼」等不勝枚舉的慨嘆,都指向高剔紅對纏足的「技術」,以及對「婚姻市場」的掌握。如果說婚姻市場是父權的產物,那麼高剔紅身在其中,首先就已掌握了技術與知識,並在其中展現「部分的能動性」。我們可以說《桂花巷》感懷及省思人生的心理描寫,代表了女性「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高剔紅直面凝視婚姻市場、並設法在其中提升自己。高剔紅與階級較高的人結婚(marry up),以走到下一個人生階段。她「裹足而前」所以可以在裹腳「之後」培養其他資本。她不僅在辛家掌權,也有餘裕可以提拔母家的人。每走一步,高剔紅便又重新翻看和省思一次。

(二)小腳與性別化的國族:凝視殖民統治

評論者常常注意到《桂花巷》中辛家女婢面對「放足」政策的反應。隨著小說背景進入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桂花巷》中的女婢們在對話中表現了手足無措,但也導出了一個結論:纏足與否「由不著日本人來號令和做主」(頁197)。在對話中,我們知道日本人以火燒小腳使女人邊跑、邊拆纏裹腳布。日本政府以現代化的「放足」論述來試圖「解放」女性,而「纏足」在小說中被視為是民族文化的象徵,以立穩傳統中國的文化主體。這裡女婢們的反應,類似於蕭麗紅擁抱的「特殊主義」。雖然小腳在當時被提升到國族的神聖層次,看似厥功甚偉,但其實女性主體在其中反而受到限制。當性別和國族被綁在一起時,女性更難逃脫霸權的壓迫,也缺乏充分的自主選擇權。有趣的是,高彥頤在談論現代化時,認為女性纏足在「五四論述」中成為「國恥」。但在台灣脈絡中《桂花巷》的纏足反而成為「神聖」象徵。雖然本文主張在跨文化的脈絡中,纏足女性具有部分的能動性,但當小腳在面對現代化「進步」論述而成為「民族象徵」的符號時,本文也承認女性主體難免落入歷史的夾縫中,成為不可翻譯的、銷聲靜默的他者。

《桂花巷》正是展現了這種「女性意識」的局限。上一段女婢們以「受害無助」敘事來伸張女性與國族「獨立自主」,顯然是落入受害/能動、脆弱/強悍的二分窠臼。女性在此成為國族利益衝突中被爭奪的符號。女婢們一定程度地也「包裹」內化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國族意識。一方面,小腳被日本人拆開「凝視」,一方面,女婢們也透過討論對話來「重複翻看」國族與性別之間的連結:主體處在不斷的建構過程中。

面對殖民統治,這種「女性意識」看起來不夠堅強,但本文認為《桂花巷》小說本身正好為我們展現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1在此脆弱性(vulnerability)不是專屬受害者的或個人的負面特質,而是所有人共通的特質──透過共同脆弱處境而啟用的一種倫理。我用這個概念是為了強調在小說的脈絡中,這些女婢在面對新政策的無助的情況下,具有不同的心理感受和反應。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參見Fineman, Martha Albertson (2008) "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choring Equality in the Human Condition," Yale Journal of Law & Feminism: Vol. 20:1, 1-23. 與易受侷限的特質。「裹足而前」是一種當代眼光的閱讀,本文無意去批評過去真實存在的纏足女性,反而要藉小說敘事來提問:我們如何特定的歷史脈絡下,重新思考非二元、非同質的「受害者」想像?

二、小腳與婚外情慾實踐

高剔紅在喪偶後進行了兩次的婚外情慾實踐,可說是與傳統父權體制進行了搏鬥。第一次對象是戲子海芙蓉,第二次對象是捲煙僕楊春樹。

十六歲的戲子海芙蓉是位小旦,她全方位地體貼服侍高剔紅。她們在深閨中親密相處,甚至被懷疑有女女情慾情節1相關討論參見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2017年),頁206-207;註4,頁125;註3,頁26。。特別的是,戲子海芙蓉替高剔紅拆洗小腳,而且海芙蓉的修剪手藝相當精緻,甚至適時搭配讚美與搔癢,逗高剔紅開心。這個段落展現了不同於一般男性凝視下的小腳。高剔紅在海芙蓉的幫忙下,重新拆開又包裹小腳,在當中喚醒了自身情慾的「能動性」。不過高剔紅隨即感受到辛家僕人在背後的猜疑和訕笑,只好打發走海芙蓉,並再次將自己以及小腳束於深閣之中。

二十二歲的楊春樹是位捲煙僕,他也服侍高剔紅,而且他長得神似高剔紅當年鍾情的漁夫秦江海。當高剔紅從「今昔對比」的感懷中恢復過來時,她已躺在辛家榻上,以高姿態睥睨小腳底下的一切(頁263)。這時小腳象徵了她的權力和地位,並讓她具備能夠主動試探的資本。雖然高剔紅最後因為沒站穩小腳而倒下,促成和楊春樹的性行為,但小腳在這段感情中的戲份其實不多。反倒是高剔紅在楊春樹(今)與秦江海(昔)的夢幻鏡像中沈溺復又自拔的過程中,意識到了自身早已決心「裹足而前」。她付出了代價並交換了生存,再難以回到纏足之前的完整主體。高剔紅的情慾實踐,讓她意識到自己的「生」,也意識到自己的「死」(頁300)。同樣的,我不打算將「生/死」對應到情慾實踐的「進步/落後」或「成功/失敗」。《桂花巷》描寫高剔紅意識的流動,無論是對楊春樹的肉體情慾出軌,或是對秦江海的精神情慾出軌,都呈現出纏足主體是不斷地自我建構、持續發展的過程。楊春樹最後也被遣走退場,但高剔紅卻在這場外遇中懷孕。寡婦的情慾實踐只是小腳的其中一個面向,我們必須進一步將討論推向小說如何鋪陳寡婦懷孕的身體,以及其中小腳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三、小腳與「子宮家庭」紐帶

我將論證,《桂花巷》中,高剔紅在喪偶後,透過建立與兒子之間的緊密紐帶,獲得支持與賦權,而纏足在其中從未缺席。

我將以美國人類學家Margery Wolf的「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1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模型,來詮釋高剔紅的女性處境。Wolf的《台灣農村的婦女與家庭》完成於一九七〇年代,而《桂花巷》也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版,兩者對於台灣社會的觀察有可比之處。Wolf從女性的觀點出發,研究女性的生命週期經驗。Wolf發現在傳統「中國」(尤其是一夫多妻)家庭中,媳婦在夫家中往往是從屬的,但媳婦可以發展母子聯結的紐帶,來改善自身的地位。在Wolf的觀察中,媳婦不再只是絕對的受害者,反而發展生存技巧、策略性地提升自己。《桂花巷》的背景設定在台灣嘉義並展現了傳統家庭的模式。我將詮釋《桂花巷》中高剔紅如何發展「子宮家庭」的網絡,我也將補充「小腳」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桂花巷》的寡婦高剔紅能夠透過培養兒子對母親的忠誠,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資本。高剔紅的「子宮家庭」至少反應在三個部分:一、她嚴格照護與管教兒子;二、她使兒子帶上自己跨國出走;三、她決定兒子的婚姻離合。

(一)高剔紅嚴格照護與管教兒子

高剔紅在嫁入辛家兩年後就意外成為寡婦,雖然寡婦的一舉一動受到以道德為名的文化監控,但她也在絕望中打開自己的活路。在丈夫辛瑞雨過世後,高剔紅立即意識到自己只能仰賴兒子辛惠池,因為在父權體系中,兒子才是屋子裡的「正經主子」(頁183),而母親只是陽具象徵(phallus)的暫時代理人。當高剔紅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來訓斥乳母及家僕時,仍必須拿正廳神位上的列主列宗(頁185)或大伯公(頁205)來作發話權基礎。她協理辛家的一切,主要是出自照護兒子的意圖。在大伯公中風去世後,她掌握更多的權力。特別的是,在大伯公的喪儀過程中,高剔紅感覺到自己這個「長年被繩子束縛的人」終於鬆綁,且如同「取下金剛箍的孫悟空」,終於可以自在地「踢腿動手」(頁277)。雖未直接提及纏足,但「金剛箍」的「纏縛」意象可以說是延續了她長年受到的纏足箝制。在此,高剔紅確實「裹足而前」一點一點地往前進,無論是獲得地位,或是在精神上得到鬆綁。她有過絕望,但也抓住希望。

高剔紅自知只能倚靠兒子,並以教養權彰顯了她在辛家的地位。她對兒子辛惠池管教甚嚴,並毒打他到其他僕人都不敢求情的地步。而辛惠池也遵守孝道傳統、順從母親。我必須強調,雖然高剔紅不再只是絕對的受害者,但她所處的家庭仍是由男性主導並佔據優勢地位。雖然高剔紅挑戰了傳統,但她的權力來自家族中的男性,尤其是兒子。換言之,「子宮家庭」的紐帶仍然鞏固了男性的權力。

(二)高剔紅使兒子帶上自己跨國出走

接著,在辛惠池二十歲時,高剔紅婚外懷孕。這件事不為社會觀感所容,於是她陷入絕境。小說中高剔紅不斷憶起一齣戲:戲中婦人在姘夫與兒子之間左右為難(頁249、頁312、頁371-373等)。高剔紅深知只有和兒子相守,才能真正保全性命。此時,在日本留學的兒子不可思議地在夢中感知到母親的困局。他們「母子連心」,即使在夢中都深刻連結。辛惠池突然從日本歸來,而他拜見母親的畫面正好停留在母親的小腳上。因為是跪拜,所以辛惠池的視線所及是母親的弓鞋(頁323)。小說在此透過辛惠池的心裡描寫,將高剔紅的小腳與她的地位連結起來。辛惠池感到「唯有自己能守護這份美麗」(頁323),並決心帶母親出國到日本秘密產子,解決了此一困局。

這段過程中另有兩個與「束縛」相關的意象: 1.高剔紅為了掩飾日漸突出的孕身,因此以布束腹。 2.高剔紅到了日本遊玩時,穿上和服並束腰。在這兩個束縛「纏繞」又「解開」後,高剔紅與兒子的連結更深,且也「裹足而前」獲得更多見識與資歷。僕人們亦覺高剔紅脫胎換骨,「甚至比從前漂亮」(頁341)1另外,小說也提到僕人們樂津津地談論高剔紅曾到日本穿過木屐,但卻未說明纏足的小腳如何踩上木屐(《桂花巷》,頁337)。

(三)高剔紅決定兒子的婚姻離合

《桂花巷》仔細描寫高剔紅應對前來說媒的沈員外的過程(頁361-368)。這場說媒演示了高剔紅的精彩手腕。透過這段高剔紅的心理描寫,我們可以確認她在「裹足而前」後獲得了充沛的交際資本。過程中,高剔紅曾自比為萬壽宮中的太皇太后(頁362)。我認為這個類比相當鮮明,因為宮廷中的母子也是彼此凝聚感情、分享榮損,形成互相扶持的連結紐帶。

高剔紅首先選了第一位媳婦沈碧樓,但後來又反悔。在高剔紅故意讓沈碧樓替她清洗和維護小腳時,沈碧樓感覺到她捧著的婆婆的小腳,是世界上最尊貴的一雙(頁449)。這一整頁精緻的描寫,楊翠如此詮釋:「小腳也就成為婆婆表徵威嚴的物項」、高剔紅「以制高點支配了媳婦」1同註3,頁22。

。同時小腳又被以鮮菱與粽子等形容、物化(頁449)。在沈碧樓不小心剪掉婆婆小腳的一小塊肉後,她幾乎喪失掉在辛家生活的機會。高剔紅多次垂眼凝視流血的小腳,並心中決定要在兒子面前上演鬧劇(頁451、455)。上述的場面,不僅顯示婆婆與媳婦之間的連結,還有母親與兒子的連結。媳婦和兒子都跪在高剔紅的腳下求情。高剔紅幾乎是以情緒勒索的方式要求兒子休妻。辛惠池被迫在妻子與母親之間作出艱難的選擇,而他根據母親的教養,當然選擇倚靠母親。之後高剔紅愈加能夠把握自己的兒子,而兒子也表示他可以為了母親拋棄全世界(頁469)。高剔紅決定了兒子的婚姻離合,並且鞏固了自身的利益和地位。這種母子聯合的戲碼,顛覆了傳統父權制以男性長輩主導的家庭想像。

四、結語:歷史科技女性身體改造

本文藉由提出「裹足而前」、「既包裹又反覆翻看的女性意識」等概念,以試圖超越「行動者/受害者」的二元論述。本文強調「裹足」「以後」的時間歷程,而不以「裹足」當下作為判斷標準,是為了複雜化過程中的各種限制與考量,並試圖賦予女性在其中「部分的能動性」。同時,我也正視「纏足」對女性主體的殘害,並指出不同的壓迫體制以交織的方式存在。

我的文本分析尤其著重在「時間性」和「心理描寫」,是為了證明《桂花巷》的敘事本身即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意識,而非只有高剔紅這個角色自身具有女性自主的選擇意識。事實上,即使高剔紅這個角色在劇情線路上自主地選擇,但同時她也一定程度內化了父權價值。「裹足而前」是“go on”(繼續行進)而非一定就是“porgessive”(進步)。

自古以來,女性是否應該以身體作為代價來換取向上流動,一直是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之間爭議不休的命題。這個命題延伸到當代,加入了更多的變因,也產生了更多元的倫理問題。對於這個命題,本文的回答是:這並不是一題「是非題」。

本文主張「部分的能動性」,但也並不天真地以為擁有「能動性」就等於得到「幸福」。這兩件事應該被分開來談,而讀者也能找到不同的解讀角度。綜觀《桂花巷》,高剔紅追求的幸福是她懷念的漁夫秦江海,而她始終沒有得到,才只好頻頻回首。不過,在「裹足而前」後,高剔紅也曾經歷「幸福」的時光:兒子帶著媳婦和孫女回來陪她的十日,是她在人間真正活的日子(頁477)。即使高剔紅在喪夫時曾怨懟丈夫辛瑞雨「只讓自己活了兩年」。但誰知道往前走下去的日子會是怎麼樣?這便是「裹足而前」。

本文提出的「裹足而前」並非只是肯定榮華富貴。高剔紅在「裹足」之後經歷了不同的成長,得到了不同的資本。當然,她也得到了風險和成本。《桂花巷》中沒有角色是真正贏家。活著的人受苦,死去的人也享受不到。即使到了小說末尾,高剔紅仍一度想放火燒掉整個世界(頁442)。因為這個「鄉土」的確對她不夠友善。小說最後幾次提及高剔紅的小腳,一次是她自認身處鄉下,再難離開這深巷屋苑(頁496)。即使她「裹足而前」,但這樣的生命歷程仍是沉重的,並且拖住了她人生路的許多可能性。另一次是小說最末,高剔紅在半夢半醒間摸著自己巧手量身定做的鞋,那鞋是她早先做好的,而且搭上夢想的布料,終於顯得真正輕盈而好「上路」(頁508)。

傳統「纏足論述」使小腳成為各種象徵性的客體,這個客體本身就是從女性主體中被割離出來的。本文試圖正視這個「不完整」的身體,並以人和科技「技術」的角度切入討論。雖然本文借用「賽伯格」(cyborg)的概念來詮釋,但尚未能充分討論無機體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與此同時,我想以另一篇小說來對照。

劉宇昆(Ken Liu)的短篇小說〈狩獵順利〉(Good Hunting)1劉宇昆,〈狩獵順利〉(Good Hunting),收於劉宇昆(Ken Liu)著,張玄竺譯,《摺紙動物園》(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原著出版年:2016)(台北:新經典文化,2018年)。和本文主要討論的《桂花巷》一樣,都以晚清到現代為背景。前者的場景是香港,後者的場景則是台灣。因為跨越不同統治時期,兩篇小說同樣涉及的歷史、科技與女性身體改造,必須放在跨文化的脈絡下來閱讀與理解。〈狩獵順利〉的女主角小嫣原是一位狐狸精,後來變為人型、又被迫將下肢改造成金屬。小嫣最後在朋友相助下,重新改造發明自己,並變成賽伯格形態的能動主體。雖然兩篇小說中的女主角身體被改造的時點不同,但她們都同樣受到性別、階級與種族的體制壓迫,並以女性經驗回應世界。若我們以科幻小說併讀,《桂花巷》也是跨越了「小腳/全身」、「無機/有機」、「部分/整體」、「死/生」、「失敗/成功」、「落後/進步」、「受害/行動」的區分而行進。《桂花巷》確實曾帶給我們對歷史一次深邃的想像。

參考資料:

ㄧ、文學文本

蕭麗紅,《桂花巷》(台北:聯合報出版,1977年初版)。

劉宇昆(Ken Liu)著,張玄竺譯,《摺紙動物園》(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 stories)(原著出版年:2016)(台北:新經典文化,2018年)。

二、專書

Abrams, Kathryn (1995), Sex Wars Redux: Agency and Coercion in Feminist Legal

Theory, 95 Colum. L. Rev. 304.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邱貴芬,《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台北:元尊文

化,1997年)。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

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著,張君玫譯,《猿猴、賽伯格和女人》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原著出版年:1991)(台北:群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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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erella’ 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原著出版年:

2005)(新北:左岸文化,2007年)。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2017年)。

陳芳明,《新台灣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

三、論文

(一)專書論文

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台灣當代鄉土女性小說初探〉,收於梅家玲

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2000年),頁119-143。

(二)期刊論文

Fineman, Martha Albertson (2008) "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choring Equa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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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翠,〈文化中國.地理台灣──蕭麗紅一九七○年代小說中的鄉土語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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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英,〈名教中自有女性樂地?──蕭麗紅《桂花巷》對女性社會身份之疏解

考詮〉,《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21期 (2013 年3月),頁 87-112。

苗延威,〈未知的誘惑:纏足史研究的典範轉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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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ote

Foot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