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語言」和「文學」不該成為敵人

2019年年底，筆者受關西學院大學的大東和重教授之邀，於《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日本台灣學會通訊）發表〈台湾語文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一文，介紹現當代的台語文學發展、研究成果、處境與困境。其中筆者提及，百年來兩度的「國語教育」推行，造成台灣各族母語流失嚴重，終於在2006年以後，教育部頒布常用漢字與台灣羅馬字，教育現場的母語相關課程，較以往受到更多重視；未來母語讀寫教育的實行，台語文學的研究似可樂觀以待。但從社會層面來看，能夠言說母語的人口大幅減少，標準化的文字尚未全面普及，短期間內無法提高台語文學作品的「解讀力」；而學院中的台語「文學」研究者原就不多，在整個社會的母語環境難以維持的狀況下，更導致台語文學研究者愈來愈少的現狀¹拙論，〈台湾語文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日本台湾学会ニュースレター》第38號，2020.04，頁20-21（線上可下載該期全文：http://jats.gr.jp/newsletter/newsletter038.pdf；該文為。筆者將此文台譯為〈台語文學研究ê現況佮展望〉，刊於《臺江臺語文學》季刊第37期，2021.03，頁200-209。。

「台語文學研究者愈來愈少」，除了上述的國語政策之影響，以及標準化的文字未全面普及於教育現場等較外部因素之外，亟需現今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前輩與同儕共同思考的問題或許是，為何在台灣文學的「體制化」之後，「語言」（尤其指本土語言）與「文學」，這兩個我們在探討殖民地文學的發展過程當中最重要的課題，卻徹底地成了「敵人」？

1997年，私立的真理大學率先爭取系核准成立台灣文學系，而國立學校則由成功大學於2000年先成立台文所，2年後順利設立大學部與博士班，將台灣文學的體制化向前再推進一步。這兩所學校設立初時，便都有開設台語、客語等語學，以及民間文學、台語文學、原住民文學的規劃。然而，台灣文學研究的「疊磚仔師」（thia̍p-tsng-á-sai，奠基者）之一呂興昌教授，在2007年為陳慕真以碩論出版的著作《漢字之外：《台灣府城教會報》kap台語白話字文獻中ê文明觀》中所寫的序文，卻曾提及擔任成大台文系系主任期間（2002.02-2004.08）¹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官方網站之「本系簡介」中的「歷任主任」一欄：<a href="http://twl.ncku.edu.tw/p/405-1143-86019,c10450.php?Lang=zh-tw">http://twl.ncku.edu.tw/p/405-1143-86019,c10450.php?Lang=zh-tw</a>（瀏覽日期：2021.03.20），所發生的事件及其「心灰意冷」：

有一擺，tú錄取ê研究生來報到，我做系主任--ê，照慣例，ài kā in講幾句á勉勵ê話，我1、2、3、4，講幾á項研究台灣文學ài注意ê基本觀念，最後提醒--in，不管in將來beh寫tó一方面ê論文，一定ài重視本土母語ê文獻，ài訓練家己會曉看本土母語書寫ê文獻，nā無，以後做論文ê時一定會làu-kau bē少重要ê相關資料，因為nā bē曉讀，koh無願意學，結局，tú著這類ê資料，就會驚，就會閃，閃kah離離離！Che對論文ê完整，濟少有損失。講煞，我就去chhōe校方，抗議文學院院長阻礙台文系聘請師資ê拗蠻kah刁難，he是我su-tong-sî為台文系拚kah強beh掠狂ê tāi-chì。無疑誤尾á有學生á thi̍h-thi̍h thu̍h-thu̍h kā我講，有老師隨後接落起叫學生á對我頭前講--ê，加減參考就好，上尾á講—ê——對本土母語書寫ê文獻ài重視一點——就mài chhap--伊！我提早五冬退休，有幾á項不得已ê原因，會當講，che是teh死駱駝上尾á ê hit枝稻草！我真chhìn心！¹呂興昌，〈序慕真「漢字之外」〉，陳慕真，《漢字之外：《台灣府城教會報》kap台語白話字文獻中ê文明觀》，台南：人光，2007.12，未標頁數（引文保留原來以白話字及漢字混寫呈現的文體）。引文中譯：「有一次，剛錄取的研究生來報到，我當時擔任系主任，照慣例，要跟他們講幾句勉勵的話，我1、2、3、4，講了幾點研究台灣文學要注意的基本觀念，最後提醒他們，<strong><u>不管他們將來要寫哪一方面的論文，一定要重視本土母語的文獻，要訓練自己能夠看得懂本土母語書寫的文獻，否則，以後寫論文時一定會遺漏不少重要的相關資料，因為如果不會讀，又不願意學，結果，遇到這類的資料，就會害怕，就會閃避，閃得遠遠地！這對論文的完整度，多少有減損。</u></strong>講完，我就去找校方，抗議文學院院長阻礙台文系聘請師資的蠻橫與刁難，那是我當時為了台文系努力到快抓狂的事。不料後來有學生來跟我說，說我走之後，<strong><u>有老師隨後接著講話，且跟學生說我剛剛講的，隨便參考就好，而最後說的那一點——對本土母語書寫的文獻要重視一點——就不要理他！</u></strong>我提早五年退休，有幾個不得已的原因，可以講，這是壓死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我非常心灰意冷。」 （粗體及底線：引用者）

呂興昌教授擔任系主任的期間是在2002年2月至2004年8月，正是該系的大學部及碩博班都完整設立初時。而導致他提早退休的這最後一根稻草，，當然不只是指這個系上教授對重視本土母語文獻的反對發言之單一事件。台文系在體制化之後，何以會有一股力量將原本創系的期待，導向「不願意面對本土母語文獻」的風氣，讓「語言」的問題被強力排除「文學」之外，且影響當時不少對於台灣文學抱持高度熱情、想要投入研究的學生們，對於「語言」課題不僅忽視，甚至是鄙視的現象。這些恐怕才是呂興昌教授感到「chhìn心」（心灰意冷）而提早退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台灣文學當中的語言課題之忽視，所造成的「語言」和「文學」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不僅限於成大台文系系內的教師與學生。筆者在「第一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2004年5月1-2日）舉辦當時，即曾有老師來關心研究方向，一聽是台語文學時，便激動地以如告誡式的聲響質問：「台語文學有什麼好研究的？……」。這讓筆者不可思議地突然啞口，且強烈感受到這樣的緊張關係。這樣的緊張，讓有志研究台語文學的年輕人，籠罩於怕被貼標籤的「恐怖」之中，也對繼續研究台語文學有所「怯步」。即便心有所懼，但此質問卻也種下筆者心中對於「語言與文學」何以不能成為共同課題的疑惑，以及期望未來能夠扮演兩者之間的橋樑上，哪怕僅是一顆小螺絲釘的決心。

而後，約莫是這場研討會結束後近半年，也剛好是呂興昌教授卸下系主任之職的那年秋天，2004年10月由成大台文系主辦的「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後，因會中一個小插曲引發爭議，讓「非成大生」的筆者，寫下了〈「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的實踐〉¹現今台文館發行的學術期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之撰寫體例當中的「參考資料」一項，還保留筆者筆者寫於2004年10月21日完稿的線上文章，〈「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的實踐〉，（體例：http://activityfile.nmtl.gov.tw/nmtldb/files/JournalExample.pdf），並註明當時呂興昌教授架設的「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網站之網址，但現已無法搜尋。 一文提出回應。

這篇文章中引用了台文系所當中開設的「後殖民理論」裡，所習得的幾些論述，包括肯亞的Ngugi所說，「語言的議題，在討論『去殖民』時不可忽視」、「所有反殖民的鬥爭，都不該使用英語」，以及印度國父Gandhi在印度獨立後的「軍隊雖已撤離，殖民者仍根植在精神之中」、「不能拒絕英語的自由，和無英人的英國統治沒有兩樣」等幾段話語，來回應有人指出的研討會中「不包容華語」的發言。而筆者要再強調的是，台文系所的學生認識「後殖民理論」，包括其中對於國語政策、殖民地的「語言」問題等，都是教師們在課堂上所對我們的引導與啟蒙，且強調可作為研究「殖民地文學」的台灣文學之重要理論。而筆者也在此文中指出，「我們以一種寬容的心態看待台灣族群多元的發展，卻模糊了語言霸權對母語的繼續侵略」，文末則如此呼籲：

「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是約莫十年前，由呂興昌教授、陳萬益教授兩位台灣文學界的「疊磚仔師」提出的美麗口號，而此時才真正要備受考驗的台灣文學，不該讓所謂「族群『融』合」，變成大族「溶化」小族的利器或幫兇，原住民語文幾乎消失殆盡，客語早已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許多年青人已不太會說福佬話，那麼未來，「多音交響」恐怕不會讓我們有太多期待。當互相「欣賞」成了被動，其實已是危機末期，此刻，我們必須嚴肅地而開懷地「訓練」所謂真正的「族群共『榮耀』」，破除以華語作為思考和書寫中心，是首一起步，而且相當迫切。¹筆者拙文的網址（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li-bi-chhin/to-im-sit-chian.htm）仍列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的寫作體例當中，雖已無法檢索，經此一提，可能體例將會修改，特此記錄。

這是2004年的發言。當時「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的口號，說是「約莫十年前」由呂興昌教授與陳萬益教授所提出，現今已再過了近20年。台灣文學體制化至今已超過20年，自2007年正式成立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在今年（2021年）也已從四級機關晉升為三級機構¹參考中央社於2021年5月11日發佈之線上新聞〈立院三讀 台灣歷史博物館文學館升格三級機構〉：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105110043.aspx（瀏覽日期：2021.05.21）。，但這「首一起步」，看起來並未真正前進太多。

「體制化」，必然面對諸多挑戰，但其中一項挑戰，當然應是反思、解決前朝遺留的問題。特別是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兩度的「國語政策」，所引發的「語言」與「文學」之間的爭論與相關建構的討論，無論是戰前或戰後都有極受矚目的論戰。既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論爭與「未解決事件」，則當它們在體制化之後不僅未能被視為重點的「轉型正義」目標，還徹底地成更加對立的「敵方」，或許也突顯出當初被認為是「顯學」的台灣文學在被社會逐漸看見之後，它的步履蹣跚與未竟之業等意義與內涵，並未深化於體制化的過程與教育事業中，僅成為點綴現當代文學中的一處標語，象徵性地協助展演空虛的多元口號。

「語言」與「文學」何以不能成為共同課題？我們似乎早已忘記，「語言」與「文學」在台灣的文學發展中，一直都是共同課題。以下筆者將以張我軍引入中國白話文、倡議胡適的「文學革命」做為起點，來略述自1920年代發展的「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產生的語文爭論，到解嚴後的「台語文學運動」之發展過程；從中帶出在台灣文學體制化之前，「語言」與「文學」之間糾葛不斷的問題核心，藉此就教於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諸位前輩。也期待與讀者諸位一起重新思考文學史與現當代文學教育中，如何適切地「安置」這些課題，並賦予其於新時代的意義。

二、「文學革命」的承襲與斷裂：當「語言」成為「文學」的他者

台文系所的必修課是「台灣文學史」。除了古典文學之外，尤其台灣的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從1920年代的「新文學運動」、1930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前後的「方言文學」討論，或者是1980年代以降至今都仍在發展的「台語文學運動」等，各個時期都有相關的「語文改革」論述；其目標也都含著建構與改革台灣文學的內涵。若從整個東亞的文學發展史來看，語文改革運動與現代文學運動之間，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性與連動性¹日本方面的研究可參考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発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5.07）、飛田良文（氏編，《国語論究第11集　言文一致運動》（東京：明治書院，2004.06）等人的編著作，中國方面則可參考黃曉蕾（《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劉東方（《“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山東：齊魯書社，2007.11）等人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初始，即可略分為「語文改革」與「文學改革」兩個實踐面向；而兩者時常是相輔相成，正如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因為近代文學發展而得到確立，或者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也成就了中國的現代文學之發展。只是，台灣文學自身的「語文」發展，總伴隨著其他語文的介入，而難以一步到位地走向現代化並成就文學。

眾所周知，張我軍於1920年代初期引進胡適的論述與中國白話文，來提倡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其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中，提出兩項要點，為「白話文學的建設」及「台灣語言的改造」，作者進一步說明：

我這二條是從胡適的「建設新文學」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出來的。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我們主張以後全用白話文做文學的器具，我所說的白話文就是中國的國語文。¹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76，1925.08.26，頁19。 （粗體及底線：引用者）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即從胡適的白話文改革論所來；而白話文改革（語文改革），其目標即在「文學革命」（文學改革）。張我軍將胡適的理論全盤引入台灣，他更進一步說明：「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改造台灣語言的使命」、「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其欲將「台灣話」以「國語」來改造，即導入中國語文，並以「孔子白」（台語的「文言音」）讀之，藉書寫白話文來改造他認為的這個「沒有文字的下級話」¹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頁20。。而正因胡適的白話文提倡，目標即在「建設新文學」，因此，張我軍便建議「多讀中國的以白話文寫作的詩文」，才能「改造台灣的語言」¹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頁21。，進而才能建設台灣的新文學。顯然，台灣新文學的運動初始，似乎就有作為中國一個地方之姿，來「參與」建設中國文學的意義在內，即藉著書寫中國白話文來「改造台灣話」，將台灣話「統一於中國語」，共同建設中國的「國語的文學」。

關於張我軍的主張與實踐，如何將台灣的新文學導向「言文不一致」、台灣話的「口語」也被作為「書面語」的中國白話文所影響，以及同時代台灣智識份子所提出的語文改革意見等，筆者曾有較詳細的考察¹請參考拙著，〈「言文『不』一致」的起點：重論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代〉，《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0期，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20.04，頁141-187。，於此不再贅述。在此要聚焦的是，新文學運動初始，正是以「語文改革」（改革台灣話的文字）與「文學改革」（建設新文學）的雙重意義作為目標而推展。爾後，即便有台灣話文、方言相關的文學討論，台灣文學似乎不脫「國語文學」的符咒之中；尤其現今。

而正因1920年代初期，台灣新文學就走向「言文不一致」的道路，作家們在書寫時，便常有「屈話就文¹「屈話就文」可謂是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中的關鍵字，也是模仿中國白話文來書寫台灣文學所導致的「言文不一致」之最佳註解。相關的語文討論與影響，請參考拙論，〈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賴和・台灣魂的迴盪　2014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15.03，頁355-420。」的現象，由此引發眾所周知的「台灣話文論戰」。論戰期間的多數文章已收錄於《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¹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 中，但事實上，相關的討論到1940年代初期都仍有繼續¹詳細的整理可參考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01。 。

另外，1930年中後期，已出現較不同視野的學術研究與論述。郭明昆曾以筆名「郭一舟」於在《台灣文藝》發表長篇論文〈福佬話〉（1935-1936），以及研究短論〈北京話〉（1935.05）、散文〈北京雜話〉（1936.07）等三篇文章。這幾篇文章不僅篇幅可觀，且都以相當流暢而優雅的「台灣話文」寫成。關於郭明昆於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與貢獻，筆者亦有專論發表¹請參考拙論，〈跨域知識的建構與特殊主體的疆界：論郭明昆的台灣話文改革實踐〉，《文史台灣》第15期，台北：北教大台文所，2021（已接受）。，請容許省略；於此僅簡要引幾段郭明昆的「台灣話文學」之觀點與其所倡議的內容。首先，其在研究論文〈福佬話〉中即揭示：

福佬話，確實是方言。總是在咱臺灣、這有兩重ヱ意思。第一、從文化圈從語言ヱ系統講、對華北ヱ「官話」也是方言。這點及對岸相共(カアン)。第二、從政治圈講、對日本國語也是方言。此點及アイヌ（按：愛奴）話・琉球話無差。¹郭明昆，〈福佬話〉，李獻璋編，郭明昆遺著，《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東京：東方學會，1962.09，《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450。又，文中的「ヱ」以當時的片假名標誌，即「的（ê）」之音與義。（粗體：引用者）

日治以降，台灣的社會變遷與政治文化認同有較大的轉變，因此郭明昆以學術角度清楚地指出，台灣話的方言位置在「文化圈」與「政治圈」這兩個不同範疇中的意涵。但郭明昆的「方言」概念，並非為了貶低台灣話的價值。他在另一篇研究短論〈北京話〉一文最末，積極呼籲島人以這個語言來寫作，建構自己的「福佬話文學」：

我想咱大家應該着愛惜咱的母語。

大家愛惜福佬話、愛育福佬話文、台灣話文學自然就會誕生發展。

我並不是反對島人寫官(、)話文、抑是國(、)語文。最近、我看見「臺灣文藝」裡有載真多的「白話」文、實在真量(リン)嘆服執筆諸位。不拘（m ku）、我讀着攏感覺無量的隔模。看、未(ベエ)順眼、念、未順口、聽、未順耳。老實講、我想做是一種煩雜的新(、)文(、)言(、)。（中略）參臺灣人我猶是愛講臺灣話。不限但用本地話講卽會(エ)得有「本地風光」、人是生出世到死、一生、咱的精神上感情上的「內面」生活、脫不離母語方言的。

　　　（中略）

我、一面、理想「人類一家」的將來、「四海同胞」共通語言、希望「國語普及」「國語統一」快成功。總是、我一面、又相信方言文學有存在的理由。尤其在咱臺灣、振興方言文學的必要及價值、是顯然重大的。 ¹郭明昆，〈北京話〉（李獻璋編著書中改題為〈北京話的言語史觀〉，以下註釋皆以原題呈現），《中国の家族性及び言語の研究》，頁549-550。（粗體與底線：引用者）

郭明昆把多數人台灣人的母語「台灣話」，放在日本、中國這兩個「國」的地方位置來思考，但他進一步思索的是，若能夠「愛育（ài-io，扶植）」「福佬話文」，則「台灣話文學」便能誕生發展。1936年的「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的座談會上，郭明昆亦有如下發言：

而在我們的島上，不該沒有以漢字如實地書寫我們的方言、表現文學之方言文學。我由衷希望我們台灣能立足於「此時此地的需要」來發展以漢字書寫的方言文。「臺文」誌上常刊載模仿民國的人白話文卻模仿得拙劣、寫得「南腔北調」不三不四的白話文，這根本是「鬼話文」，且違反了陳獨秀或胡適提倡的文學革命之根本精神，根本不是文學作品。（粗體、底線：引用者）¹〈台湾文学当面の諸問題　文聯東京支部座談会〉，《台灣文藝》3(7-8)，1936.08，頁9。原文日文，筆者中譯。而「唐山」、「此時此地的需要」，以及筆者將之粗體化的「方言文」，乃原文所示。

總之，郭明昆強調「方言文學」的重要性，認為台灣人模仿的白話文書寫，違背了「文學革命」的根本精神，即「如實地書寫」，換句話說，語文的書寫必須精確。因此，郭明昆積極投入福佬話的研究，期望促成它的語文改革。

隨著皇民化運動的強化，讓台灣人對於母語的語文改革與文學建構之討論幾近消聲。但戰後初期「重回祖國懷抱」的期待與「國語熱」的學習潮，也使得以台灣最多人言說的「台灣話」來建設台灣的新文學之討論，更加冷清而消極。即便眾所周知的《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刊載不少關於「方言文學」的討論，最後也無疾而終¹較完整的整理可參考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第2-3章，台北：北教大台文所碩論，2006.06。。而1950年代以後的文壇結構，幾乎以外省作家為主，於中國經過萃煉的「國語文學」，已全面紮根於台灣全島。

1957年，台籍作家鍾肇政發起《文友通訊》，曾以「關于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為題作為會議的討論焦點。但會議中，例如陳火泉、廖清秀都持反對意見，文心與鍾理和雖不完全否定，卻也認為「現今國語普遍推行，以國語取代方言似無不可」（文心）、「我國自來受制于複雜的方言，彼此隔閡誤會的情形比比皆是，今有國語文通行，則不分省籍，皆可藉以滿通情感。基於上述兩點，方言文學實屬多餘也」（鍾理和）¹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台北：前衛，1998.04，頁135-136（這部份也重刊於《文學界》第5期）。。僅鍾肇政自身對於方言文學抱有期待：

方言文學誠然是個重大的問題，要想得到澈（按：徹）底的結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綜觀各位發言者的意見，都不很贊成台灣方言文學之建立，然方言在文學中的地位是不可一筆抹殺的，外國文學作品中方言所佔的份量可為例證。即以我國文學而言，雖曰國語，實則北方方言，數量為數至鉅，它們已逸脫了方言的地位，駸駸乎為一種正常的文學用語了。因此，我們似不必以台島地狹人少為苦，問題在於我們肯不肯化（按：花）心血來提煉台語，化粗糙為細緻，以便應用。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而這特色—方言應為其中重要一環——，唯賴我們的努力、研究，方能建立。我們在這一點，實在也是責無旁貸。 ¹同前註，頁136。（粗體與底線：引用者）

作為戰後自詡「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的客家人鍾肇政，在「國語」當道的波瀾下，仍抱持著建設方言文學的期望，甚且他認為要「花心血來提煉台語，化粗糙為細緻，以便應用」於文學。可惜往後的台灣文學場域幾乎不見較積極的討論。要再等到流亡日本的王育德，復學東京大學後重新研究台灣話，「以台灣話建構台灣人的新文學」之思考，才又被重新敲開。

前述提及張我軍曾引胡適的「文學革命」論述，作為戰後第一篇學術性的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王育德的題目即是〈文学革命の台湾に及ばせる影響〉¹王育德，〈文学革命の台湾に及ばせる影響〉，《日本中国学会報》第11號，1959.10。 ；此文後來收錄於在1983年出版的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湾海峡》¹王育德，《台湾海峡》，東京：日中出版，1983.01。，而篇名改為〈日本統治下の苦闘－言葉と文学〉，這個標題中文便是，「日本統治下的苦戰—語言與文學」。文中不斷論述的，正是日本時代台灣人為了改革台灣話、建設台灣話文／台灣新文學的歷史，以及過程中的糾葛與意義。而後王育德積極研究台灣話、推廣母語意識與認同，甚且向文學家與劇作家提出呼籲：

部份台灣人對台灣話沒有什麼感情，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台灣話很粗俗。台灣話通俗的詞彙確實是怎麼恭維也說不上優雅。正因如此，台灣人必須努力使台灣話達到精鍊的境界。歷史告訴我們，馬丁路德以德語翻譯《聖經》，薄伽丘用意大利文寫成的《十日談》，莎士比亞以英文寫成的戲劇是如何地使他們的民族對本國語言、進而對自己的民族產生熱愛。台灣話如果有優秀的文學家和戲劇家不斷發表作品，也會漸趨精鍊。¹王育德、黃國彥譯，《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2000.04，頁273。（粗體與底線：引用者）

黑名單王育德的台灣話研究，可說是接續著早逝的郭明昆的未竟之業。不同的是，王育德期望台灣文學，並不僅是方言文學，而是更具主體性的文學地位¹拙論，〈破除「語言」的詛咒：論王育德的台灣文學建構及其史觀〉，《台灣學誌》第17期，台北：師大台文系，2018.04，頁37-59。。當然，王育德的台語研究與他的台灣文學夢，因當時的政治環境所限，對台灣島內並未同步造成直接的影響，得再等到另一位黑名單語言學者鄭良偉，在美國將王育德的「漢羅合用」之台語文書寫主張加以實踐並推廣回台，才逐漸發揮影響力。而1970年代雖有林宗源、向陽等人的方言詩出現，或者長老教會中如鄭兒玉的台語詩歌創作¹一般文學史多僅記錄林宗源與向陽的台語詩作之先行意義，但長老教會牧師鄭兒玉（1922-2014）於1967年即創作〈世間的光地上的鹽〉，1969年創作民主運動詩歌〈咱要出頭天〉，1972年發表〈敬母詩〉，1975年創作長篇台語敍事詩〈流浪海外台灣人的心聲〉，1979年發表〈咱的鄉土〉等多首台語詩與詩歌作品，且受海內外基督教與民主運動圈傳唱，1993年的〈台灣翠青〉由蕭泰然譜曲，更是膾炙人口（參考鄭兒玉作，吳仁瑟編，《台灣翠青》：基督信仰與台灣民主運動詩歌，2002.09）。皆應於台灣文學史上補記一筆。 ，但得要到解嚴前後，黨外運動當中的文化人開始提倡台語文學，另一波的「語文改革」與「文學革命」才又重新啟動。且在1990年代以後開始有更多的研究與論述，甚至是母語雜誌的大量產生，才累積了前所未有的台語及母語文學的新詩、散文、小說、劇本等各項文類之質與量。

在近百年未竟的語文改革與文學革命，終於稍稍遇見曙光、剛要萌芽時，台灣文學也終於進入體制。卻也因台灣文學全面地「國（華）語文學」化，遲來的本土語文與文學的改革，終究再引爆了如前述的諸多衝突，甚且延續至今。

三、「體制內」的持續扣問：台語文學有什麼好研究的？

試想，若非兩度的「國語政策」之影響，這塊土地最多人言說的語言，她自然地「現代化」，順利地經歷「語文改革」與「文學改革」，成就了以她為語言主體的現代文學之後，它就不該只是台灣文學裡的一個「文類」，反而連古典文學的讀音不需被懷疑到底為什麼需要用台語念，甚至是劇本老早就該以她的口語「文字」活靈活現的展演出來，而不需再經過演員「翻譯」成台語。

如前所述，2004年，猶身為碩士生的筆者，被告誡式地質問：「台語文學有什麼好研究的？……」。即便筆者抱著想承襲前述幾個時期在語文改革與文學改革的「未竟之業」之熱情，而投入台語文學研究近20年，且也有其他師長與前輩努力累積許多研究成果，但近來筆者仍時常看／聽到一些發言，認為強調台語未免過於「沙文主義」（彷彿停留在1990年代的論爭觀點），或者台語文學根本沒有好研究可示人等過時且刻板的指控。倒是，筆者也常遇到外界對「台灣文學不研究台語文學嗎？」的反問，事實上這也呈顯了大眾對體制化後的台灣文學之期待。那麼，承繼著民間力量而進入體制的台灣文學研究，到底回應了多少大眾的期待？

「台語文學有什麼好研究的？」以下以一些篇幅來簡要介紹。台語文學的研究範圍包括日本時代的台語小說、散文、詩、歌謠、歌仔冊、民間文學、「白話字」（教會羅馬字）的作品，也包括1980年代戒嚴令解除前後的台語／台語文／台語文學運動，或者是受運動影響之後，主要以「母語」寫作者的身份被看見的台語作家及其作品之研究等；事實上，也包括文字表記、文體的變遷，以及其美學的呈現等等，說起來範圍非常廣。

體制化之前的台語文學出版，原就多是非主流的出版社與出版品。近年來，原以羅馬字（白話字）寫成的作品之註解版（例如李勤岸教授編著的《出死線》、《俺娘ê目屎》等幾部羅馬字的長篇小說），或者是以漢羅改寫的羅馬字文章（如蔣為文教授總編輯的《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系列書）之重新出版，以及諸多文獻與作品出土，將台語的現代文學發展時間與其文類都再擴增。也因台灣文學館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台語文學相關的研究，有稍微多一些的出版機會。

然而，一般學術性的台語文學研究專著，的確也還不多。廖瑞銘《筆尖與舌尖：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台文館，2013）、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台文館，2012），概論了百冬來台語近代文學的發展。而施俊州另編的《台語作家著作目錄》（台文館，2015）與《台語文學發展年表》（台文館，2015），以年表的形式將過去較不曾受到注意的許多台語文學出版品加以系統地整理及解說，對於了解台語文學發展可有較整體的掌握。雖漸有官方助其出版，但通路仍相當受限；受到注目與討論的機會也相當少。　

「文學史論」的出版品又更加稀少且小眾了。方耀乾於2012年自費出版《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台灣文薈），於2014年將博論改寫出版《對邊緣到多元中心：台語文學ê主體建構》（台南文化局），2017年再出版《台灣母語文學：少數文學史書寫理論》（台南市文化局）。方教授的論述，一方面承認現今台語已不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語言，但在其他少數族群（包含客家及原住民各族）的語言也逐漸文字化、文學化的過程當中，「少數文學史」的新理論之提出，將這些在現當代都處於「少數」處的「母語文學」，重新置於台灣文學史的整體來檢驗，有助於台灣文學史對於母語文學的重新思考。

事實上，母語既然原是流通於一般社會，民間文學的研究也相當重要。若要從民間的角度來思考台語、母語文學的處境，則長期投入歌仔冊研究的成大中文系施炳華教授（已退休）出版的《《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研究》（施炳華，2019），應該要被學術更加重視。此書是「歌仔作家」梁松林（1890-1974）於1930年代所寫的作品（全12集），施教授以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考察作品中的「泉州腔」語彙，且在書中附加詳細的註解與解說，不僅是語言相關的研究，也可提供台灣文學、台語文學的研究極大的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解嚴前後致力於台語文學運動的作家林央敏與宋澤萊，原已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們投入的台語文學研究與論述的提出，帶給台灣文學研究學界不少刺激。林央敏的《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印刻，2012），是目前唯一一部台語小說史。其先以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作為軸線來定義「台語小說」，將小說文體的複雜性、近代以後所發展的羅馬字小說與用漢字所寫的台語白話文、民間文學等概念進行較總體性的說明。且將解嚴以後至現今的台語小說發展以時間來分期，就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與西洋文學理論來評價重要作品，讓這些作品於文學史上的位置更加明確。

宋澤萊的《台灣文學三百年》（前衛，2011）、《台灣文學三百年 續集》（前衛，2018），雖非僅針對台語文學評論的著作，但其以西洋理論作為評價基準，重新將台灣小說類型分別做「傳奇文學」、「傳奇浪漫文學」、「田園文學」、「悲劇文學」、「新傳奇文學」、「新傳奇浪漫文學」，且將它們重新分期。除了小說類型，他另以賴和、楊華、林宗源、陳金順、方耀乾、陳雷、胡長松等人的作品為例，論述作品的時代性、現代性、表現技巧等，將被邊緣化的台語文學，重新置入台灣文學的大概念當中，足見作者欲建構出新的台灣文學史之意圖與用心。

這些前輩在學術界與主流領域的努力，從不同視野提出讓台語文學逐漸被重視的考察成績。但終究，「母語文學」這個名稱，已成為一個無奈而模糊的最大公約數；語言與文學的改革與建構，不再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重要焦點，它成為台灣文學中的一處邊緣區塊。

四、代結語：不是敵人，不是他者—「咱」ê台灣文學

殖民地文學，台灣文學。「語言」與「文學」，不該繼續當敵人，台灣文學的學術界也不該繼續自我「他者化」，或將台語文學視為「他者」。母語，成為現當代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有學者說，文學教育重要的是文學感知的培養，但如果我們不好好訓練學生對於母語的掌握能力，他們應感知的文學，便只剩以「國語」（華語）寫作的文學。

2019年1月，「國家語言發展法」正式公佈與施行，同年7月，「公視台語台」正式開播。尤其台語台所播出的節目，一半以上皆以台語字幕呈現，這可謂台語文、台語文學運動長期以來的努力成果。語發法的公佈與公共媒體的母語及文字傳播，更快速地促使體制內對於語文教育的實行。這個成果，事實上應該也「必須被視為」體制化之後的台灣文學之另一關卡的突破。然而，「搞台灣文學已經很累了，還在那邊搞什麼認證？」這是那位曾對我質問「台語文學有什麼好研究的？」的台文系教授，於2020年9月在一場研討會上的公開發言。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原住民語的認證早在2001年就開始，漸漸地才發展出更具特色的原住民族語文學。¹相關發展請參考李台元《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書面化歷程》（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09）第四章〈族語教材的開發〉與第五章〈族語書面文學的開創〉的論述。協助與正面看待台灣各族建構自己的母語文學，必須是我們這一代的共業，否則，我們沒有資格聲稱台灣文學的多元。

即便是這樣，前人的努力，以及步履蹣跚且背負種種未竟之業的歷史，總也對當代有所回饋。除了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原就著力於培育初等教育學校的本土語文師資，筆者任教的台師大台文系—原就是包含台灣語言、文化與文學三面向跨領域的科系，也於2020年起開設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培育閩南語文師資。另外，如成大台文系、彰師大台文所、北教大台文所等，也都為了日後本土語文專業師資培育的課程，而聘任相關領域的專任或專案教師。甚且，2021年3月台大台文所的招生海報所標示的「本所特色」（研究方向），包含了「人文創化」、「文學知識轉譯」、「台灣文學史」、「非虛構寫作」、「南島族群與海洋」，也包含了「台語文研究」等六項。

整個台文系所對於「語言」的課題似乎從拒絕正視，逐漸走向大勢所趨而不得不面對的境地。「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的實踐，其步伐似乎也稍微穩定一些起來。當台灣文學的學術界能不再只是總「以一種寬容的心態看待台灣族群多元的發展，卻模糊了語言霸權對母語的繼續侵略」，正視「語言」與「文學」的百年糾纏，甚且進一步助益福佬、客家、原住民各族的語文改革與文學改革，那麼，世界看到的台灣文學，將不再是單一地以華語表現的文學，喜歡台灣的外國人更積極地學習台灣更多母語及其文學，相信，台灣文學有更具體且名符其實的「多音交響」與「族群共榮」，也期待「咱ê台灣文學」，真正能夠邁向更多元的「文學革命」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