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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體制化的過去、現況與未來 ──專訪鄭邦鎮教授

Taiwan Lit 2.2 (Fall 2021)
時 間:2021年03月15日專訪7小時
地 點:臺南市南區溫宅
受訪者:鄭邦鎮教授
訪問者:江昺崙、林運鴻、溫宗翰
校 對:鄭邦鎮、溫宗翰、林運鴻、江昺崙
說 明:本採訪由三位訪問者擬定訪綱,採訪後由江昺崙現場筆記完成初稿;再經林運鴻調整為二稿;鄭邦鎮、溫宗翰整理為三稿定案。


甲、受訪者簡介

鄭邦鎮(1947年12月9日-),臺灣彰化縣員林鎮人,1987台大中國文學博士。臺灣文學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歷任靜宜大學副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靜宜大學台文系籌備主任、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主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南市教育局長。在政治工作上,參與發起建國黨,於1999年擔任建國黨主席,並曾代表建國黨參選臺中市長、立法委員、中華民國總統等。

1987年因參與「教師人權促進會」,而結識趙天儀、彭瑞金等台灣文學前輩作家、學者;1991年聘任趙天儀起,即以臺灣文學作為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亮點特色課程之設計,大量引進臺灣文學作家、專家學者於靜宜大學執教,開啟改造大一國文之先例,於靜宜大學培育大量臺灣文學教學人才進入校園教授台灣文學。

上述表現,於1992年起獲得台中YMCA的共鳴共振,而於1993合力創設「臺灣文化學院」,內有「台灣語文學系、所」,是全台第一個,也是「體制前」唯一的台灣文學系所,以落實文學人的社會實踐。

此外,為提倡體制內大學應設立台灣文學系,鄭教授於 1994年、1996年兩度赴美巡迴演講,擴大宣傳台灣文學正名、設系的島內心聲。1994年那次,首度踏上奧斯汀大學,拜訪張誦聖教授,結識博士生應鳳凰。1995年於靜宜大學中文系籌設碩士班,下分台灣文學組與中國文學組,於1996年正式招生;2003年設立台灣研究中心及台灣文學系;2007年獲文建會借調出任「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卸任時獲頒行政院服務獎章殊榮;2010年擔任六都改制後首任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任內積極推動「台灣學」及母語教育,即以局長身分參加臺語檢定考試,藉此鼓吹各校校長教師跟進,並落實將母語能力認證與外語能力認證同等列入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之超額比序採計項目。

鄭教授在台灣文學正名、設系前後之體制化歷程,為核心策動者之一;又有擔任台灣文學館館長及教育局長之經驗,訪談小組希望藉由其口述及當面討論,勾勒出整體臺灣文學體制化歷程之過去、現況與未來,讓體制化議題能有

更寬廣多元之實務視野。


乙、提問(共11題)

提問一:

臺文系所進入高等教育體制已經24年,全國也有16個大學臺文系所加入運作。身為臺灣文學體制化的重要推手,也身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首任館長,老師認為目前臺灣文學體制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嗎?進入大學系所是終點嗎?

回答一:

我想這要從兩個角度來觀察。

過去,我們爭取的就是「大學成立臺文系所」,就此而言,今天確實有系有所,而且如果大學部與碩、博班分開計算,甚至不只16個臺灣文學的研究教學單位。但若問說「體制化」已經完成了嗎?目前只是設置系所,而不是得到社會全面的recognition(認可),也就是還沒有贏得全面的重視和倚重,好比ROC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沒有被國際承認。所以如果說到recognition的層次,那還不算充分。

然而,目前這個階段,也不完全是壞事,一個學術領域就像一個人,從懷胎、出生、成長到立足於人世,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真正健全,堪當重任。


提問二:

那老師覺得,進入高教體制的臺灣文學,有哪些地方已經成熟?未完成的部分又有哪些?

回答二: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老鷹在年紀大的時候,會飛到一個地方,自己拔光全身羽毛、腳爪,硺毀角嘴,幾乎大死一番,以待一切重新再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文系跟臺文系都沒有這些經歷。中文系雖然歷史悠久,但一直都被ROC中華民國體制保護和優遇,沒有真正面對存在的挑戰,也就沒有再生的需求。臺文系則相反,存在的時間還太短,羽毛還沒長豐,翅膀也未長硬。

另一項觀察。當年我進到臺大中文系唸書時,看到系上的兩個本省老師,黃得時跟吳守禮,在走廊上總是寂寞獨行,跟其他外省老師格格不入,系上也不重視兩位,心裡實在很疑惑。我曾去請教葉慶炳老師,葉就說「因為他們中文素養不夠好」。多年後,有一次在台文館內遇到曹永和院士來參觀,我提出一樣問題,曹永和看法就跟葉慶炳不同,他認為臺灣學者即使很優秀,但是黨國體制排擠了本省前輩學者,甚至留一口飯就不錯了。

說到中文系,過去普遍是臺灣各大學中的第一院第一系,學號都是11⋯⋯。並且想念中文、國文的學生,填志願通常就依臺大、師大、政大⋯⋯為序。如果我們說大學系所也像是一個「生態位」,那中文系就佔據了上位捕食者的位置。相反的,在聯考制度底下,當初成立的臺文系的落點若稍放任,就容易渝落到吃鱉的狀態,而任人冷落。記得第一間全台體制內臺文系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獲准設立時,籌備者是陳凌牧師,因為他曾經到「體制前」的「台灣文化學院」唸當時還不被教育部承認的「臺灣語文系所」。他用退休前台灣牧師的使命感,想要在淡水工商成立第一所臺灣文學系,我是擔心而始終不贊成的。

因為畢竟在聯考制度下,學校有排名問題,如果國立大學無法成立「臺文系」,卻在私立的、剛由淡水專科轉升的工商管理學院,表面上勇搶頭香,實際上會造成反淘汰,以致較優秀的學生沒有機會接觸臺灣文學,甚至可能形成考不上任何中文系的,才來就讀台文系,所以不是「最佳策略」,因此我是始終勸阻的。我公開倡議,成立「第一個臺文系」的大學,應該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要國立的,第二要聯考排行名列前矛的,第三是校名要有臺灣的。具體說來,就是要逼迫教育部拿出誠意,率先在「臺灣大學」跟「臺灣師範大學」設立臺灣文學系,因為那樣台灣文學體制化的起手式,才有尊嚴。可惜黨國體制的阻力太大,反而借著陳凌的「七上八下」(七次駁回、第八次才成功)申請過關,而矮化台灣文學,反而讓國民黨當局藉口:「你看,我們沒有打壓本土文化」而輕易卸責又脫罪。當時有媒體問我對這個結果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嬰兒既然降生在馬槽,我們只好把他養成耶穌!」既然生了,我們只能全力支持,以後的,重新盤球,再徐圖攻勢。

記得當時淡水管理學院還遠從日本請回張良澤,來出任「天下第一系」的臺文系主任。而當時教育部起先還演了一齣荒謬劇,以「張良澤不是臺灣文學本科系畢業」的,而不予同意出任。後來學界、社運有志者,果然自行妥擬對策,針對教育部可能開放極少名額,故意造成「二桃殺三士」校際混亂的詭計,我們就由社運界、台灣文學團體以及中文學界內極少數覺醒的學者,開了幾次會議,達成默契,排出次序,不再任由教育部和反動勢力得逞。我們決定不需要為了尊重台大、台師大扮演領頭羊,而讓台灣文學主體怠速空轉。這就是千禧年前後爭取公立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所的成功過程,其間經歷郭藩、吳京到曾志朗三位教育部長。

曾經,臺大也考慮成立臺文系,由中文系的柯慶明推動,但外文系的林耀福兼文學院長在院層反對而罷。我覺得這種反對是從其他因素考量,而不是從學術,更不是從台灣文學主題和主體去思考的。


提問三:

老師當年在靜宜大學中文系擔任系主任,是用甚麼方式在「中國文學」裡推動「臺灣文學」?當年作法算不算是對中文系的一種「顛覆」「裂解」呢?

回答三:

我在靜宜的經驗,要先從客觀環境説起。

靜宜大學原以實用為主的女子英語專科起家,很受矚目。但 1964 為成為學院,而增設中文系後,其中中文系的先天後天條件都偏弱,這不必諱言。

首先,當時靜宜中文系因為跳過男生,只收女生,因此從最低錄取分數的末端表相看來,在聯考排名長期敬陪末座。其次,靜宜中文系日間部原先長年報到率偏低,聯考錄取榜單120名,實際報到60多名,第二年扣掉又去重考或轉出者,缺額常達80名,以致系務、校務、士氣頗受影響。第三,由於環境如此,甚至來任教的老師若是名校博士,也抱著先得個資格證書和經歷的想法,教了三兩年就離去,所以人事和師資專長都難穩定。這是當時校長郭藩蒙席在接見我時說的,希望我承諾任教久一點,不要只是來「練習練習」;而我也當場承諾任教到退休。

我因早先已有的任教私校及擔任私校行政主管的經驗,使我較能體察私校的體質和苦況。所以在主持系務和參贊學校相關會議的時候,我「聽到不一樣的鼓聲,走出不一樣的步伐。」我的使命是搶救、增強靜宜中文系,而不是改革,更不是顛覆。

我的對策是,先從教育部許可的二、三年級轉學考試入手,正取80名,加備取80名,以期十足補齊所缺的80名。先讓學校財務改善,支應系務開課及師資穩定,待士氣、聲望提高,應可改善師資和聯考招生困境。這項對策獲得學校的歡迎和支持,事後也證明了一切。

當時並無其他大學的學生要插班靜宜中文系,但專科畢業生想要插大補足學分完成學士學位的風氣很盛。當他們知道,正取加備取的名額充分時,誘因很強。所以一次報名應考的約有800名,光是挿班考試的閲卷,就是暑假期間校園裡一件盛事。若從坊間挿大補習班的情況判斷,社會上可能有加倍的約高達1600人在準備。

當時各大學幾乎都有中文系、國文系。由於中國歷史悠久,學術範圍又廣泛,除了台大、師大那種中文系專任師資七、八十名的之外,很少能夠各領域兼備。所以,各校中文系常有自己建構的重點特色,例如中山大學重點是研究清代,清華大學重點是研究明代,成大是宋代,逢甲是唐代等等。我們靜宜中文系的老師比較少,每個必修課專長師資不足一個,無法建構特色。不過我相信窮變則通的道理,那就是讓靜宜中文找到一個其他中文系都忽視,也很難一夕趕上的領域,就是「臺灣文學」。當時快速聘了趙天儀教授,而立竿見影地帶動顯著、可見的改變,於是吸引了特色師資,開闢了全新的課程,而奠定了以「台灣文學」為特色的獨家品牌。

由於教育部規定,只有必修課才能當作轉學考試的科目。我們就努力在校內各級會議提審通過「台灣文化概論」為中文系必修,進而成為轉學考的考科。當時人間還無「台灣文化概論」的大學用書,我們就邀集跨校及中研院學者,共同選出:林美容《人類學與臺灣》、李筱峰《六十分鐘快讀臺灣史》、謝里法《臺灣美術運動史》、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五本書當考試範圍,並且公開宣布,讓考生參考。

因為考試科目明確、參考書目範圍清楚,據說再經坊間揷大補習班的宣傳,不但靜宜大學中文系能見度提升,連這五本學術圖書都暢銷起來。

我認為我不是「顛覆」中文系,而是從搶救靜宜中文系的現實掙扎砥礪過程中,發現教育部和傳統中文系,都在宣稱「台灣屬於中國」的政治框架,公然排除台灣文學。我既覺醒的台灣本土意識使然,自然就去「挑戰」「中華民國」與「中國文學系」之內,卻素來被拋荒的禁地。我只是由招生策略出發,測試出一種可能,而形成一種改革,或許可以説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吧。


提問四:

正如老師所說,「臺文體制化」時間還不長,還需要時間來觀察。但是近年也有一個趨勢,已經有臺文系所停招,也有不少臺文系所改名,改成「臺灣文學與XX應用、XX傳播」等等名稱。這可能是出於招生不足,需要吸引學生的問題。老師怎麼看這類現象?

回答四:

我認為為了招生而去改名,是策略上的錯誤。

中文系就很少改名的。為何中文系可以保持本色?因為中文系壟斷了全國各級學校的「本國語文教育」就業市場,甚至各種考試的考科、命題、閲卷、取捨的職能。這個,我在2004年接受考選部委託的「各類國家考試國文科評量內容研究專案報告」(考選部,2004年出版)裡,已有系統性論述。到目前為止,如果想去當國文老師,就都靠中文系,或者以中文系做為雙修、輔系。因為在這個就業市場裡,沒有對「臺文系」的供需保障。這可說是市場支配的問題,是由末端控制了前端。就像聯考、高普考、公私立學校的排名一樣,是國家體制的社會控制。所以只要ROC中華民國體制繼續維持著,改革的道路就必須勇健地繼續增強毅力。

回到臺文系為了招生而改名這一話題。

萬一改名了之後,風向又變了,是否又要改名?或是面臨存廢。從前高普考、大學聯考要考三民主義,高中職有三民主義課程,而台師大獨有三民主義所,也獨佔三民主義的考試和就業市場。於是台大也挖空心思成立了三民主義研究所。後來高普考、聯考廢了這一科,高中職不再有這個課程,一切就成泡沫幻影。台文系所如果這樣見風轉舵,豈不是浪費掉前人幾十年心血爭取臺灣文學正名、設系的辛苦?甚至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會不會再度沉淪?

不過,換個角度想,關於台中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臺語系停招事件,如果當初是設置「醫用臺語系」,可能問題會比較少。因為在醫療現場,真的很需要臺語來跟年長病患溝通,所以醫護人員學習臺語,理由很充分。記得成大臺文系的成立,也是在醫學院內護理系先設立臺語課程,然後在翁政義校長、陳萬益教授等人爭取下,一步步穩健前進,最後成立「臺灣文學系」。

至於我在靜宜大學,當時靜宜地處偏僻,諸多不便,反而給了我認真耕耘的餘地。說起來當時靜宜大學校方、校內國民黨勢力很大,為什麼容得下我這樣的本土派?其實是因為我先在招生策略上奏效,而贏得了整體的轉機。


提問五:

延續前面問題,改名,及招生不足現象,算不算目前臺文體制化後的危機?我們該如何證明,臺灣文學不是弱勢邊緣的角色?或者從經營者的角度,要怎麼改變目前定位?其實這也是我們年輕人焦慮的部分?為什麼臺灣文學的招牌在成立之後反而貶值了?

回答五:

我沒有那麼悲觀啦。

我覺得臺灣文學還很年輕,我們才二十幾年,未來怎麼樣還不知道,如果要成為兩棲青蛙,就不能留戀用鰓呼吸,以致只能在水中生活。

當年剛成立的時候,我就認為臺文系總要跟台灣文壇、家鄉學、民俗藝文、出版業、圖書館相通聲氣;也要跟外文系、歷史系、中文系,既競爭,又友善;還要跟新聞、資訊、傳播、社福、企管行銷等等領域相聯結;甚至更要爭取中小學校的國語文教師資格。換句話說,臺灣文學系應該要買全票,不能靠優惠;要振作起來,要奮發自覺。我曾在報上寫過〈 台灣文學系成立之後 〉,闡述這層看法。

以我在靜宜中文系的經驗,如果還沒有能力挑戰現有山頭,那就認領一個新的特色重點,然後認分、盡分、安分。當年我拿臺灣文學當特色來與其他中文系做出區隔,一開始純粹是當手段,是為了救靜宜中文系;後來越做越好,手段轉成目的,就想要把中文系分成兩組:臺灣文學組及文學傳播組,但被教育部否決。記得我還為此寫了〈臺灣文學的二二八〉一文,反駁教育部的僵化和打壓。後來經某位審查委員私下提示,才知道原來五個審委都是正面支持的。只是中文學界的「溫文儒雅」傳統,每人在四、五項肯定支持的審查意見之外,總要表示一下保留或請補強的意見,以示盡責而已。事實上,當時靜宜校長李家同自己還去拜託教育部不要讓這個案子過關。於是教育部就刻意把五位委員的正面意見全部捨棄,只集合了每人的保留意見,而做成外審不通過的結局。這是教育部的承辦官員事後透露給我的內情。

更後來靜宜大學陳振貴校長命我以中文系主任之便,領銜籌備台灣文學系;籌備完成之後,即派我擔任第一任臺文系主任,但我推辭了。

我說我不是專業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我不適合;而且我們在中文系先已儲備了趙天儀、彭瑞金、陳明柔、楊翠、林茂賢、張靜茹、陳建中、柳書琴、游勝冠等等初期足額專任師資;更重要的是我繼續留在中文系主任位子上當個大舅子,在校內各級會議,院、校各層協調事項上,甚至文壇上,挺台文系這個嫁出去的妹妹。於是陳校長支持我留在中文系,適時支援臺文系。

話說回來,我們才經過二十多年而已,即使遇上關門倒店、停招廢系的情況,我們都要面對它,處理它,放下它。因為目前台灣的高等教育之根本問題,是臺灣社會的高齡化跟少子化的雙邊夾撃。若就這個困境而論,即使中文系也一樣必須面對,也可能有相同焦慮。他們以前穏吃穩住,不知人間疾苦,而今也無法逃避現實壓力。

另一方面,正本清源來說,大學教育不是職業訓練,目的不是僅僅為了就業,要不然,我們高等教育都改成技職體系就好了。以前古代社會有五種職業,變相保障科舉落第的讀書人,就是:相師、醫師、訟師、塾師和師爺這五種因應舉而較深層識字的舉子。現在十二年國教,大家都識字,已經沒有這種保障了。當然,只要有才華有機緣,在社會上的出路也沒有限制,在這「斜槓人生」的時代,台文系的師生,一樣要自我擴充。我曾在靜宜中文系的出路較困頓的時代,説「培養一個中文系女生,就是貢獻一個淑女去主持一個家庭!」而穩住各方,因為那樣的遠見和志氣,其實遠遠超過置身於職場一隅。

所以我認為唸臺文系也一樣不會踩空。任何社群體制,都必須經歷成住壞空,起承轉合。回頭去關心或檢討體制化歷程是好的,臺文系當然也需要身體檢查,但也不要因為體溫稍有增減,就過分緊張。根本來說,恐怕還是教改運動廣設大學後,卻遇上少子化現象,而導致大學招生困難。目前很多學系的對策是,往市場靠攏、商業化、拼命招收國際交換學生,這其中可能也有部分短視或短線操作成分。

另外,從高處思考,臺文系的「困境」,也可以說跟國家體制有關。假如臺灣民族Nation沒有被承認,那麼「國文」到底是什麼?要教什麼?定位也不會清楚。所以我近二十年所奔走關注的,已跳脫從選舉到執政的舊軌,而趨於根據聯合國憲章、舊金山和約、台灣關係法等國際法理來「法理建國」這條路。我的想法是,我們住在ROC(Republic of China)組合屋是暫時的,終歸要搬到ROT(Republic of Taiwan)永久屋去。若以台灣的國際處境來看,其他科系就算歷來吃香,也無法保證永不衰退。所以我們不必這麼快就灰心喪志。


提問六:

這幾年大學通識課程有所謂「閱讀與書寫」課程,似乎又大量把大學語文教育帶回中文系的「抒情傳統」,也擠壓了臺灣文學相關課程的空間。老師對此有何看法?

回答六:

關於「閱讀與寫作」課程,是從我革新了「大學國文」為「通識文學」學群、課群方案後,另外演進出來的新做法。自從1996大法官釋憲,大學部訂課程違憲,而各大學多承襲舊制,只是把部定改為校定。我則趁著校定課程設定,在校內爭取許多有志,共同革新校定課程空間,開設所謂「臺灣課程」。靜宜大學後來的「閱讀與寫作」課程,似是由台文系陳明柔主任策劃主持,我並沒有參與,所以了解不多。

若就一般而言,閲讀與寫作,應該是兩回事。閲讀,則閲讀的理論、方法和實踐,應牽涉到學術專業;所以如果授課師資人手、養成過程、教材內容跟授課方式,仍是傳統中文系的思維模式,只是換了一個名字,還是有名實不相符的問題。一個滿漢全席的廚師,不見得能一夕改行供應日本料理。至於寫作,恐怕更趨於藝文創作的領域和天份。傳統中文系培訓成功的作家,比例很小。而所謂「大學通識」課程,應該有更全面性的目標,我甚至覺得「閱讀與寫作」不是大學的語文基礎課程,而是中小學就應該融入涵養的能力。

閱讀與寫作是重要,但若偏重在抒情文學作品,也可能窄化視野。「閱讀」要更多面向,比如去閲讀哲學、藝術、傳記,以及當代議題如武漢肺炎的教訓,生態環保、賈德戴蒙、藻礁、空污、地球暖化、人口結構、美國大選;或了解各國獨立史、後殖民、後現代名著,文明史,宗教史,社會主義革命;或讀書的藝術、一生讀書的計畫;或如文學、哲學、史學名著閲讀;長篇巨著閲讀,出版社策劃之文庫閲讀等等。開闊或持續性的閱讀,才能讓人成長,而不是換了名目,卻仍舊由「中文系」、「國文老師」的思維來以管窺天。

目前在台灣的治理當局當局管轄下的校園,甚至整個社會,仍然常以中華文化為祖宗,以漢族本位為主流,往往用框架制約我們的觀念和價值。

我在臺文館館長任上,端正過館藏圖書分類系統。

我把臺灣位階從中國裡面獨立出來。本來臺灣文學被歸類於「中國文學」的下線,我就改成文學類底下,臺灣、印度、日本、中國、美國⋯⋯等各國同階並列。

再舉一例是,本來臺文館的承包廠商《文訊》主張編成「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我不但堅持書名是《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且其中條目例如:「李曼瑰,廣東省台山縣人⋯⋯」而「李敏勇,台灣省屏東縣人⋯⋯」這種用中國概念來矮化台灣的「框架」,我完全不接受。我堅持李曼瑰可以「原籍中國廣東省台山縣」,但李敏勇必須「台灣屏東縣」。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出版品就是要堅持台灣主體立場,尊重文學家,尊重台灣納稅人。結案審查會上《文訊》因此提議解約,我接受,我說台文館寧願面對解約程序,也必須捍衛台灣和台灣文學的尊嚴。最後《文訊》才同意我們的堅持,全面修正。中國古話說,「士,先器識,後文藝。」說得好,我們必須具備器識,然後其他的淺層末節,才能迎刃而解,不必煩惱。


提問七:

老師是臺文館正式首任館長,請從這個角度,來談一談臺文館建制化的過程。

回答七:

放大背景來看,先是游錫堃在宜蘭縣長任上,勇於抗衡教育部,堅持推出「認識宜蘭」的學校教材,史稱「宜蘭經驗」;稍後李登輝當總統,就擴大開始在全國國中課程放入「認識臺灣」;後來杜正勝提倡「同心圓」新史學教育理論,認為我們國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應從自己腳下開始,從家庭而鄰里鄉鎮,自己國家,再放大到整個世界。後來,文化部的前身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台南成「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裡面有一個組叫做「文學資料組」,那就是文學館的起源。不過那個階段我還沒有參與。

為了成立文學館,2003年先成立「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首任館長(籌備處主任)林瑞明教授。當時本來預計要成立行政法人,但因為《行政法人法》一直沒通過立法,所以到了2007年,文建會主委翁金珠及時把由法人基金營運的「國家文學館籌備處」改為由公家預算支應的正式機構「國立臺灣文學館」。鍾肇政也事先寫了兩個匾額「國家臺灣文學館」跟「國立臺灣文學館」以備用,當時已歷經吳麗珠代第二任、吳密察(台史博籌備主任)兼第三任籌備處主任了。

記得 2007年暑假中有一夜,一通來自文建會主委翁金珠的電話,説台文館已正式改制為國立機構,需要一個專職館長。她覺得我為台灣文學奮鬥的歷程令人印象深刻,又說我是有使命感的人,所以問我是否願意「幫忙」出任館長。我答應了。當她提到「薪水」兩字時,我接口說:「薪水,我已比同學鄭南榕多領了二十年了,這兩字請不用再說了。」她說:「可是薪資比你的副教授還少一點⋯⋯」我說:「薪水,太太嫌多叫做多,太太嫌少叫做少。我太太從未嫌多少。」當場完成口頭約定。借調二年。後來借調公文發到靜宜大學的時候,校方似乎很高興,總算送走一位「麻煩人物」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週後,我依約定到文建會提前辦理報到。那是我第一次搭高鐵,在台中站還演了一幕鬧劇。因為那幾天我必續壓縮行程,以便安排「台灣研究中心」的新空間。當天上午更緊湊安頓著1993年至2002年的TNT寶島新聲廣播「地下」電台時代萬千捲的卡式節目錄音帶,那是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常常提示重要性的台灣民主化關鍵十年見證史料,那天我拼到最後一刻才離校去趕高鐵。到站買票後,剪票時驗票機卻吃票不放行。經服務員說明,為安全起見,依規定開車前五分鐘就停止通關。我有中學六年天天搭火車的經驗,不接受這種既售票又卡關的僵化規定,經極力説明還來得及登車,站務員還是不讓我通行。我乾脆直接跳過那扇門,跑給站務員追。班車準點出發,我也已安坐在班車坐位上。那天,按照行程順利完成報到。這應是帶著「叛逆」出發的「浩蕩赴前程」吧。這就是第一任「正式」館長的由來。

我才就任半年,民進黨就敗選,馬政府再執政,依例所有本土派政務要職都被換下,只剩我一個「釘子戶」。當時文建會新主委是黃碧端,不知何故讓我做滿兩年。而任期快結束的時候,她希望我再延任半年,以方便李瑞騰教授前來接手。我接受,靜宜大學也同意。我畧引南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半年摩托車日記之意義,就在台文館館訊上寫了〈第五個半年〉一文。所以我到 2010年1月底才卸任,共在職兩年半。不料黃碧端又比我早一步卸任,文建會主委換成盛治仁,不久李瑞騰也來接任館長了。

後來我聽到黃碧端輾轉引述國民黨中常會內的舊消息,説我在馬政府執政後還可以做釘子戶的原因,是薛香川引用南市議員謝龍介的證言,他説「鄭邦鎮館長做得不錯,台文館活起來,各方很多好評。」

我在這個階段做了四件比較特別的事:

一、策動全館夥伴,共同定下年參觀人次三十萬以上的目標。那是比過去年平均直接提高三倍的意思。

二、大膽推出夜間開館,相當於一年開放 468天 (365 -52 週一 -1 除夕,再 x 1.5=468 )。經文建會核示在三個條件下,准予施行:一、不影響公務員作息,二、不增加人事支出,三、不增加水電管理等基本開銷。我們不但善用這三項良性壓力,借重優質志工,調節資源運用,而完全做到,甚至第一年參觀人次三十萬人提前達標。可惜後來聽說李瑞騰以要「恢復公部門的秩序」為由,廢除夜間開館,也不要求年參觀人次。

三、推動虛擬博物館及行動博物館。虛擬館即時完成實施;而專案策劃經年的超大貨櫃改裝的實體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也接近完成,到李瑞騰接手後才啓用。

四、建立館史室,及早為台文館留下歷史。

我卸任後歸建靜宜大學,又半年就以年資申請獲准退休,離開台中,回到台南了。後來遇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又蒙首任市長賴清德延攬,而承乏臺南市教育局長,而有了以台南文化、文風為滋養,直接以三百校園為通路的本土語言文化教學路徑,一切似乎更好施展,這是後話。


提問八:

請問老師怎麼看待臺灣文學館在整個「臺文體制」內的定位?

回答八:

從國際來看,擁有「國家級」文學館的國家可能不到十國。國家級的看起來很盛大,其實未必能夠單獨成就好事。因為真正的文學大國,文學家跟經典作品,早就成為國民滋養,傲視世界,不需要再用國家級機構的力量來推動文學教育。日本、法國等就都有很多作家紀念館和地方文學館。通常光是市民支持,就成為有觀光、文化效益的知名地標了。尤其德國的哈姆林鎮,全年預算全靠演出當地背景的《格林童話》〈彩衣吹笛師〉定目劇,更是著例。像美國加州奧克蘭尋常碼頭就有傑克倫敦紀念廣場,日本有川端康成紀念館等等,他們的「文學」已經深入家庭生活和社會教育了。

臺灣的做法其實是鐘擺效應,因為過去一片荒蕪,因此不「過正」不足以「矯枉」。然而國立又一館獨大的國家級文學館,有時候反而搶走吳濁流、鍾理和、賴和等等地方文學館舍的丰采。我曾很想要為那些文學家的紀念館做些什麼,例如為各館設立文學性的路標,但那是地方政府的權限,法規所限,國立台文館館無法編列預算照應。有一次還藉著向鍾理和館借展文物有損壞的文物,而趁機為他們做了專業的修護。總之,真正能以公開業務幫忙的十分有限。所以,一館獨大,並非全得。

我們再從時間面和內涵面觀察。

先從台文館成立的時間歷程來看。

我們現在回顧台灣文學史,所謂「臺灣文學」不就是從歷次文學論戰裡面生發出來的嗎?所以臺文館從籌備到設立,仍然是在「臺灣文學正名、設系運動」的延長戰線上。它最大重點在於體現臺灣文學不是中國邊疆、少數民族、殖民地等等的文學;它是在歷史壓迫下掙出生命,而成為自主獨立的主體。在這條軸線上,有一些分支,包括《民眾日報》《臺灣日報》副刊開闢臺灣文學專欄;《鹽分地帶》跟《笠詩刊》等等本土文學刊物;還有巫永福、吳濁流、林榮三文學獎等,這些都是一種提燈的動作,讓社會「看見」臺灣文學的存在。

再從內涵元素角度來看。

最先要注意到的是台灣文學館是個博物館,不是大學台文系所,也不是圖書館,所以它必需納入博物館學的元素,也加入全國、國際博物館學會。台灣的博物館,從日治時代設在現今228公園內的台灣博物館一個,到現在各種博物館已經 500 個以上;大學已有博物館學系所,所以已經是相當專業的學術領域,不是中文系、外文系、台文系所能涵蓋。

至於台灣的博物館學會長期以來大致由「天上掉下來的」故宮博物院做龍頭老大,是否周全,值得深思。尤其院長人選若是大中國意識者,那麼她的影響力將籠罩在台灣博物館業的天空,更值得關注。

就台灣文學館的文學、博物館學兩元素來説,母語文學方面,我推出了「母語文學常設展」;母語文學獎(當時限於預算,又要強調族語平權、獎勵公平和鼓勵寫作,所以先將客語、原住民語跟臺語的獎項,三年一輪,只等年度預算成長,就每年三軌並駕齊驅。);臺文館館訊也開闢了母語文學的專欄。

這其中,還有兩條支線,也應提及。

一是《臺灣文學年鑑》,本來都是靜宜大學中文系和台灣研究中心承包編纂,總編輯是彭瑞金,連續編了四年。2005年以後就由臺文館收回在館編製,台灣文學年鑑雖然起步很晚,但從1995年之後到現在都緜延不絕。

二是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這又是另一個面向。昔時在台大,原來只有外文學界在開學術研討會,後來葉慶炳老師把研討會形式引入中文學界;台師大國文系教授莊萬壽在台師大通識人文中心主任任上,1994勇推台灣本土文化學術論文研討會,而成為雙年一會制;再到台灣文學體制化初期,由於上述學界這個介面做的橋樑,使得台文學界也跟上而落實了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的模型和慣性。台灣文學館歷來也介入台文學界研究生的研討會,相信將來還可以有更多元的開展。


提問九:

目前臺文館的工作,研究、典藏、推廣都要兼顧,以一個四級機關,似已不勝負荷。日前傳出消息,臺文館有望升級為三級機關,那麼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樣想像?在老師看來,文學館的定位跟走向是什麼?可以再有什麼突破?

回答九:

在文明社會𥚃,文學本來跟民衆生活密不可分。但前面(第八題)説過,目前全國只有一個國家級的文學館,當然難於雨露均霑。據說,當初設館案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財經立委台南市許添財,和文教立委彰化縣翁金珠,曾為臺文館要落腳在彰化縣鹿港鎮或是台南市,互相較勁,相持不下。如果對比「故宮博物院」就知道,故宮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流亡政權強加的,卻直屬總統府,擁有充沛資源,一館獨尊。可是臺灣文學館是地上長出來的,經過民間、社運、學者去催生,又只是四級機構,反而必須滿足各方各界所有的期待,比起故宮,規模又小,負擔相對非常沈重。(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位階也一樣,但它不在都會鬧區,不是古蹟,占地規模,空間量體,都比台文館優勢百倍。)

另外,「機關」跟「機構」不一樣,臺灣文學館是機構,機構沒有執行公權力,沒有強制性,不像教育局、警察局、稅務局、環保局等機關。它並不是「主管」文學,在制度、國家體制上的影響力很小,一般研究者與民眾都不見得會理解。臺文館的館址還是殖民時代留下來的「衙門」,跟民眾距離很遙遠,人們沒事通常不會想靠近衙門、官府,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每年參觀人次平均只有將近十萬,平均一天才三百人。

我當時想法是,做為博物館,首要之務在於從衙門「空間解放」。比如我就去拜會對面的警察局,致送本館第一號顧問聘書給當時局長。警察局可以安排來借我們館內會議室,先踏入臺灣文學館,接觸一下氛圍,那就種下種子,結下鄰居友好的因緣。

我當時想法是,做為博物館,首要之務在於從衙門「空間解放」。比如我就去拜會對面的台南市警察局,致送本館第一號顧問聘書給當時局長。警察局可以安排來借我們館內大型會議室,先踏入臺灣文學館,接觸一下氛圍,那就種下種子,結下鄰居友好的因緣。接著再擴大邀請台南縣市700里長,各人民團體、產業工會,更與原南市教育局合作辦理校長會議等等,主動建構人脈和通路。

為了所訂立的目標,年參觀人數要一下翻三倍到三十萬人次。於是我借重選舉拜票的經驗,帶著館員,穿上背心,敲鑼打鼓,大家一起走上街頭。我們沿著中山路逐家拜訪,走到火車站,走到對街,繼續挨家挨戶拜會折返。因為臺文館的「附近鄰居」知道了,就是最好的朋友及最大的傳聲筒。然後再透過媒體報導,台文館的能見度、詢問度、參觀團,都顯著提高。有的館員更想出方法,把臺文館活動做成小傳單,設法交由學校放在中小學生家長聯絡簿裡,讓家長知道文學館的消息,假日可以全家來參觀。結果第一年參觀人次果然達到三十三萬。

這就說明了,其實主觀的認知和志氣,先於四級或三級。幾級,只是首長及高階館員職等跟預算規模的差異,如果沒有設定目標或企圖心,是可能流於公務員、研究人員的身價感和升遷流動誘因而已。

例如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有人就主張把語發政策研究中心拉入台文館轄下,以便藉著加掛車廂,加碼促成台文館升級。我的看法很不一樣。我認為李登輝的「認識台灣」和成立「文資總處」;陳水扁的成立「台文館」;蔡英文的通過「語發法」,都具有同樣高位階的歷史意義,其施政作為,必然會為台灣帶來深遠影響。語發中心是有法源依據的行政編制,地位應該要放在部署級,不應反而屈居臺文館的下線。另外,台文館已「做十六歲」了,應該可以追求單獨升級。國立臺灣文學館也不要企圖成為學術機構,它就是博物館,要讓廣大民眾接近。雖然過去臺文館每年與學術界合作舉辦全國學生學術研討會,但那其實是一種協助學術界激勵年輕人的作法,而不是博物館的本務或要務。

我在館長任內,認真思考,滾動式漸進發展出產品行銷、通路行銷、創意行銷、品牌行銷、城市行銷、網路行銷、學術行銷、拍檔行銷、媒體行銷、國際行銷等「十大行銷策略」,把民衆帶進文學、帶進文學館,更曾夢想把文學館及其周邊經營成文化古都的有機共同體公共空間,所以還留有一些尚待完成的願景。

我認為一個新設機構,必須全面行銷,儘速打響,才能創發能量,達成宗旨目標。唯有行動,從頭摸索,從零開始,建構行銷體系,才能確保「台文館」永續成長。十大行銷策略的運用,尤重隨緣、隨機、靈活、主動、體貼、複線。我積極建構全館的信念:「不是來上班,不是來坐牢,而是來創造!」因為一旦僵化教條,便變成負擔,對社會無補,對自己無趣。「這個館不是為了館員或飽學宿儒成立的,是給全體民眾和國際人士來看的。」真正文學的學術研究,就留給中研院和各大學台文系所了。

既然十八年來台文館從未停止爭取升級,台文館最好單獨升級,並強化一個「國家級」文學博物館的,相關與延伸的前瞻功能,捨棄諸如表面兼轄語發法業務,實際上兩相牽絆、互相妨害的思維。


提問十:

老師也有擔任直轄市台南市教育局長的經驗。請問對於從政策面和實務面推動在教學現場落實臺灣文學的看法。

回答十:

我擔任局長的時候,全臺灣六都的教育局,臺南市教育局是最有文化意識的。在地方政府教育局,有很多作為要遵循中央法規,不是地方職權可以決定。所以在教學現場深耕臺灣文學,除了流盼國際繽紛樣態的參考之外,課綱爭議的緊匝咒,會是最上層的、最終的戰線,那個一定要站在台灣本土與主體立場,捍衛到底。

然而,除了中央法規的課綱課程之外,也還有地方特性的揮灑空間,那就是「市本教材」跟「校本教材」。這是地方層級可以主動自動痛快發揮的重點和亮點。宜蘭縣在陳定南、游錫堃縣長時代,已經立下典範,而且成為李登輝總統的前導。在台南來說,學校可以設計讓親師生認識西拉雅文化,海洋文化,堊地形,黑面琵鷺生態,芒果、菱角、咖啡、虱目魚、塩山、台江大道等等產業和地方特色。

再來就是第一線人力。假設現職公務員平均年資是十年,則二十年左右就會更換一輪。所以假如臺文工作者、參與者的觀念比較進步,也必須要有耐心,因為在文官體制下,我們短期內沒辦法汰換舊的公務員。比如說作家林佛兒,曾經熱心建議在某國小校園裡設立鹽分地帶作家紀念群像,但做法操之過急,發生摩擦,反而未能實現。

從整體來看,在行政系統內也需要某些妥協的藝術。前陣子我看電影《無聲》,那位啟聰學校的校長不會手語,無法理解聾啞學生的生命經驗。就此而言,「臺灣文學」對很多上一世代的人,也是一樣,在長期黨國體制教育下,他們缺乏相關概念,這點我們正需要借重教室和博物館,並且要有寬容且加上曲直向前的韌性和智慧。

當然,我當局長的時候,特別改良了校長、教師甄試制度。校長、教師資格考試,必須加考「臺南文史」的「地方知識」,並且列為「門檻」,這科一定要及格,否則不予錄取。當時很多公務員都極力勸阻,說這種做法會被當成臺獨意識型態。但我很堅持,我認為要當臺南的校長和教師,怎麼可以不瞭解臺南?我們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起初設計了200題,接著連年循序增加為300題、500題的題庫,都是四選一的單選題,都適時公布在網路上,題目跟答案都公開,還有詳解,不怕你來看,就怕你不看。就像美國考新移民美國憲法,或像台灣報考駕照時的交通規則筆試一樣,報考者可以到文具店買到考試題庫及答案(現在多由網路下載),自行準備。每次考試就從題庫挑選組成20題的試卷,答對12題以上的才過關,才按答對題數計分。這個制度不是刁難,而是趁著來台南擔任校長,主持校務;擔任教師,融入學區之機緣,彌補前此養成教育中缺空留白的大補帖;是要叮嚀校長、教師一起來了解台南的生活經驗。只要你肯用心,一定可以通過,除非你根本不想認識臺南。(編校按:可惜的是,聽說後任局長就廢除這個制度了。)

從實務面來說,有此政策、制度,自然帶動從認識台南地理、文史、產業、文化,到教師進一步利用知識,推動設計教材、教案,追求教學卓越的動力;以及親師生間提倡學習共同體,而延伸為由學生自然影響家庭,共同閲讀跟當地時空與文化背景相關的文學作品,這可能是台灣文學的生根發展的有效途徑。近幾年來,我更醉心於拓荒台南地區的平埔文化「西拉雅文學」,對此感應更加強烈。特別是最近台南新籌設完成的九份子國中,已首創用台語歌詞製作反映當地台江內海特色的校歌〈九隻海翁〉。我認為那就是活生生的台灣文學。那是第一隻銜著橄欖枝回到諾亞方舟,帶回台灣土地消息的信鴿,已足以把台灣文學、文學教育、社區與校園功能,台灣主體認同,全部打通!


提問十一:

最後我們再請教一下學術層面。中研院目前還沒有臺灣文學領域的院士,也沒有臺灣文學的研究所。短期之內可能都很難誕生,這個情況老師的看法如何?

回答十一:

也不要太悲觀,現有的臺史所,還是很有能量。記得 1992 年臺史所要成立的時候,在靜宜大學就有支持我推動「台灣學」「台灣文學」的文學院長外省神父許洪坤,拿著當天早報,私下跟我報喜,並說我所做的是對的。可見愛鄉愛土,不是甚麼省籍、族群問題。在 ROC 體制及後殖民的情況下,台灣必然要經歷世間許多國家都經歷過的困境、掙扎和取捨,這跟台灣文學的正名、設系歷程相似,只有堅定持續努力下去之一途。

台灣人可以團結並揉合更多人在一起。因為本土文化要生根茁壯,就像一開始講的,歲月還很年輕,路還遠著。不但需要時間,更需要志氣。

最近台大教授,我的指導教授,第一位台大中文系出身的「土博士」,台南人曾永義教授,當上院士,是第一個臺灣本地人當上文學領域的院士,這就很有歷史里程碑的意義啊。因為這個例子可以看見台灣的高峯學術生態,就像航空母艦的轉彎半徑,雖然比遊艇迂迴得多,卻正在緩慢中穩定改變。我想,每次我們多做到一點點,就像(1+0.1)的n次方,時間走過、每次每次都加成,我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

記得 1996年,我在台師大發表的論文〈 建立台灣文學系所的制式迷思 〉中,曾做回顧而沉痛地批評台灣一般的中文系、國文系説:「在這種政府規範下的中文系、國文系,一方面因受限而只滯留在一個無法田野調查、沒有競爭對手、不准接觸、未曾到過的 ”罐裝” 中國古典文學的標本裏;一方面又壟斷了所有號稱 ”本國 “ 的語言文學文化的學術和教育頻。影響所致,這樣的中文系培養出來的師生,再經過幾十年近親繁衍出來的徒子徒孫,多半頑固反動,不但直接阻礙了台灣兒童和青少年的文學視線,也間接影響了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所以態度上往往是台灣文化覺醒運動的怠惰者,表現上是台灣社會改造運動的缺席者,而本質上更可歸類為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被改革者。這樣的人竟是全台灣各級學校教師中最大的一群。」( 轉抄自鍾肇政《 台灣文學十講 》(之一,頁10,引述鄭邦鎮論文。)

二十多年後,今天你們的來訪,正證明了目前台灣文學系所及青年學生旺盛的生命脈衝與本土關懷。比起傳統中文、國文系所對此幾乎無感的呆滯,已經可慰可喜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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