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Lit

Special Topics

台灣文學大學教育體制中建立產業思維與邏輯

Taiwan Lit 2.2 (Fall 2021)

一、前言

台灣文學體制化的建制,自1990年代隨著民主化、本土化運動的推進,逐步地進入大學體制。其進入體制的兩個重要的目標,在於重建台灣學之論述,建立台灣的知識系譜;以及台灣正名運動,強化本土認同的教育。然而,自1997年台灣第一間台灣文學系設立至今,已過了24年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台灣的政治、教育、文化不同面向皆有極大的改變,民主化進程雖有頗多未竟之志,但也已然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狀態。

過往的草根、社會運動的能量,也因應體制的建制而進入學術領域,包含陳芳明、林淇瀁(向陽)、楊翠等許多研究人,皆在台灣文學系所成立之後,將過往的社會運動精神、實務經驗,帶入台灣文學的知識系譜之中,也讓台灣文學研究,在社會學、歷史學、傳播學、文化研究等不同學門的方法論裡,以當代性議題與問題,弱勢、邊緣的關懷中,建構台灣文學的精神與價值。

事實上,台灣文學體制化後才是真正的挑戰開始,伴隨時代的演進,台灣文學體制化最大的障礙從面對坊間「台灣有文學嗎﹖」到「唸台灣文學可以做什麼?」的提問,可見到社會時代背景的差異,從「台灣主體確立」轉化為「文學如何說明其社會意義與價值」。雖說「文學之用」的問題,並非台灣文學系所獨有之困境,但因為其成立時間較短,學科體制在大學體制中尚未完全穩固,使其相比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更有迫切需要回應此一問題。

其實台灣文壇在進入1990年代後,就因邁入資本主義商業化的社會環境,令嚴肅文學、純文學遭遇極大的困境。讀書出版市場的擴張,卻未帶來台灣嚴肅文學、純文學閱讀人口的增長。在大學通識課、選修課,希望引發學生對台灣學的興趣,似乎也是杯水車薪的進行推廣。而台灣文學系所的本科生在早期更因ㄧ般民眾不理解的「文科無用」、「台灣文學太過政治」的標籤,使學生在畢業後進入職場遭遇許多挑戰。

也就是說,台灣文學系所在台灣文學、文化的普及上,帶來一定的貢獻,完成早期階段性成果後,緊接而來的是面對台灣高教現場快速變化下,最嚴峻的情形即是:「少子化」及「大學教育商品化」的問題/課題。這問題連帶衍伸的是,在講求顧客至上的生產與消費行為上,人文社會學科(包含台灣學系所)因為無明確的對應職業,以致文學無用論的質疑,連帶影響招生及未來發展。

少子化與大學技職化等相關問題,帶給人文社會學科巨大的壓力,台灣文學系所相對於中國文學系所已具長期發展之成果,掌握著國家語文教育的相關資源、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即便在本土化教育後的今日,仍難以撼動這錯綜複雜的盤根錯節體系。以致台灣文學系所在另外的路徑上另闢蹊徑,找尋可以建置系所長遠發展的活水循環機制。

是故,在台灣文學體制化發展的24年的今日,我們在保有台灣文學對弱勢的關懷與台灣土地的認同、愛護之外,該如何回應當代的人文社會學科與產業接軌,也是不可逃避的問題。

二、台灣文學體制化的課程建置

綜觀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整體歷程,許多作家前輩、前行研究者、文化評論者、政治人物都投身其中,包括:鍾肇政、葉石濤、許世楷、林玉体、林俊義、陳萬益、呂興昌、林瑞明、鄭邦鎮、莊萬壽、彭瑞金、彭百顯、吳潛誠、李魁賢、利玉芳、向陽、許俊雅、楊順明、楊念德等人。在這些人之中,又以陳萬益教授針對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設計,提出過豐富的想法,也是目前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設計主要的依歸。1關於台灣文學系所成立經過與始末,可參考羊子喬編,《台灣主體的建構 台灣文學系所誕生》(高雄:春暉出版社,2011)。林真珠,《台灣文學體制化歷程研究—以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所的實現為主題》(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2010)。

陳萬益教授於1993年〈台灣文學芻議〉中對台灣文學的課程範疇提出五大部分,分別為:「一、原住民的神話、傳說與漢語文學。二、台灣民間文學。三、傳統詩文。四、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五、戰後台灣文學。」其後又於台灣文學系所設立之公聽會上,提出課程設計的四項基本原則:「一、台文系是文學科系,應優先安排文學的課程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二、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及西方現代文學淵源頗深,應該安排相關課程作為參照。三、台灣文學因族群或語文所產生的內部差異必須盡力求全,必要時更可以另外開設學程。四、引進美學、比較文學或西方文學理論來增加學生的視野。」1陳萬益,〈台灣文學芻議〉發表於1995年11月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第一屆台灣文學研討會。本文收錄自羊子喬編《台灣主體的建構 台灣文學系所誕生》(高雄:春暉出版社,2011)頁76-頁91。

然而,台灣社會、政治環境這二十多年之間有大幅度的變動,過往體制化教育中確立台灣人的台灣意識與主體性、大學教育做為菁英教育的使命、台灣文學研究知識體系的建構的任務,隨著時代的演進,天然獨世代全面來臨,大學做為普及教育的一環,讓大學教授們的教學與研究也必須因應現實情況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在於,於台灣主體確立之後,我們還可以帶給學生多一些的是什麼﹖換言之,時代的快速流轉,台灣文學系所成立從最早的本土化教育的核心目標,走向全方位的發展。而這樣的台文系所因應各校的發展,以及高教體制的趨勢,也有了四個時期的轉化。我在2019年9月號的《文訊》雜誌上〈台灣文學體制的幾個面向探討〉1楊傑銘,〈台灣文學體制的幾個面向探討〉,《文訊》第407期(2019.9)頁51。一文,將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發展分成四個時期,分別為:

1.「1997-2001 草創摸索期」:在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前後,民進黨政府的本土化教育政策尚未落實之前,在大學體制中的台灣文學系所建立。此時因政局的變換與轉化,加上沒有專門的台灣文學師資,多用業師或其他領域的師資來填補空缺。

2.「2002-2006 設立創建期」:文化與教育層面的雙軌落實本土化政策,包含2003年台灣文學館成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等系所成立。而「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以及《台灣文學年鑑》編撰,更是台灣文學體制化重要的推進器。

3.「2007-2012 跨國交流期」:在政府五年五百億的教育經費挹注,追求大學精進追上世界排名,以及「台灣文史語言系所評鑑計畫」的評量下,所展開各系所的學術研究、外部連結競賽,像是東亞研究、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潮流,都在這樣的環境下被鼓勵、支持的。

4.「2012-2019 體制維持期」:面對大學、研究所的飽和情況,台灣文學系所招生進入平緩階段,跨校的連結不再僅限於研討會的交流,開始有教學、行政等更多面向的校際連結。此外為因應少子化浪潮,系所的建立特色,注重產學、學用合一,也成為部分系所追求的目標。

從這四個時間的變化,可以看到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流動軌跡,其變化因應潮流迅速且具彈性。可以發現在不同時期為了回應時代需求,台灣文學系所的教學、行政、研究都會有所調整,這也連動到系所師資結構、教師研究趨勢與課堂課程開設。這樣的快速變動、高速運轉,令台灣文學的發展不斷的翻新與創新,琳瑯滿目的新議題、新話題,帶來台灣文學體制的蓬勃,但也連帶的出現台灣文學體制路線的反思。一如黃美娥在〈2016-2017年臺灣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以出版現象和學科反思為討論中心〉所述,她說道:

往昔火紅「東亞研究」一詞,更替為今日潮語「華語語系論述」。面對物換星移,同樣讓人操心的是,如何可以順利的從台灣文學的「本土研究」,跨越、過渡或嫁接到「華語語系研究」?以及能夠快速認知同屬華語語系文學裡的其他國家、區域文學,否則怎樣使這個新的研究方法得到徹底的落實,發揮更大的研究意義?

只是隨著十年光陰的消逝,昨日的「東亞研究」為何迄今仍是未完成的計畫,想及此,台灣文學學科進展是該緩步前進,或應試著加速衝刺呢?1黃美娥,〈2016-2017年臺灣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以出版現象和學科反思為討論中心〉《漢學研究通訊》第38卷第2期(2019.5)頁9。

黃美娥警覺到台灣文學學科在潮流推移中,學科內涵的轉化,研究方法與對話方式不斷的更替,所呈現體制的不穩定架構。昔日的東亞研究成為明日黃花,似乎也讓我們反省到大學學術研究必須直面的學科知識累積的問題。但我認為黃美娥教授可能更深層的擔憂是,在跨國之後如何能保有台灣文學主體性的穩定,在華語語系以降更多的學術潮流語彙,是否有可能會稀釋或淡化「本土研究」的基石﹖所謂的擴展,又有多少部分的回望﹖

對此盤根錯節問體制問題,也許只能說學術研究方法的更替,是種順應時代潮流,提供台灣文學學科觀看自我與他者的另一種方式。所有研究方法的提出,都是為了回應時代的問題。但在本土與跨國的(非)二元對立中,現實層面的是大學畢業學分數有其一定上限,如何包山包海的含括而不具排擠效應,確實是惱人的問題。

當然在此時代浪潮中,全球各地的人文社會學科都面對到少子化與教育商品化的困境,但在台灣的台灣文學系所相對於其他系所更為特殊的位置,在於台灣的政治情勢之複雜,台灣文學系所被賦予的具國族使命的文學教育,因而在社會中有許多的爭議與政治攻防,都會與台灣文學系所或多或少有所關連。這顯示了台灣文學系所在大學體制中的雙重邊緣(或者說困擾),在各大學重視績效與產學的過程中,人文社會學科已屬邊緣學院;而台灣文學系所因為政治因素、就讀人數等等的關係,又是人文社會學科中的邊緣系所。這讓各校的教授台灣文學的教師,無不加倍努力的以計畫、研究、配合學校政策的諸多方式,證明自身與肩負的「台灣文學」的價值與存在意義。在各項國家、學校大政策與方向的規劃中,台灣文學系所的教師、團隊,總是相對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快速而有效配合的校方與國家的政策。

台灣文學系所作為體制內年輕的系所,其學科內部相對於其他文學系所更願意接受變動,以及跨領域、跨地域、跨學科的合作討論。1我們可以從《文訊》第407期「嘿,研究生——你要往何處去?」中看到,許多台文系所的師長、研究者都提及跨領域的重要。《文訊》第407期(2019.09)。特別是在「體制維持期」的現在進行式,可以發現各校為求生員穩定,為說服中學生就讀(或者不轉系、轉學),都嘗試與業界接軌,期待能翻轉人文社會學科被貼上無用標籤的汙名化,而尋找可對應的業界職業技能,在大學修習作為入職前的業界先修。研究所為求生員,也以高額獎學金,相關彈性的畢業門檻,以及國際見學、交流拓展視野之方式,吸引大學生繼續就讀,而非進入職場工作。

而系所評鑑中,為了證明台灣文學與業界可以接軌的學用合一價值,各校系所對於畢業生的流向調查、職涯規劃都耗費許多精力追查,並做在校學生的就業輔導;甚而部分學校開始援引業師,在體制內作課程的教學,期待學生在業界經驗中汲取可以接軌業界的路徑。這些變動都因應著大環境的高教體系變革,於不同時代做出調整,各校都在找尋解決之道。

三、「應用」非應用

而文學之用的問題,其實早在1990年代的中文系,以對此開展出對應的方式與策略,除了原有的「國文教師」此一之對應職缺之外,部分大學的中文系更改名稱為「應用中文系」也源自於文學之用的目標。根據教育部的資料顯示,在全台灣的各大專院校中,共有33所學校擁有中文系(華語文學系),而這33所之中共有台中科技大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文藻外語大學,7所學校的中文系在名稱上有「應用」兩字。這所展示的是這些學校,在課程內容中更在乎實務操作的面向,甚或以華語文教學為主要課程內容。

從這些系所的網頁可以看到,皆強調與傳統中文系有所不同,並提及在教學、實務面向,以及畢業學生就業出路上,有更寬廣的空間。像是銘傳應用中文系就寫道:「培育文化教育工作者,政商首長之幕僚,與具創發之領導人;期使學生畢業後,能「即學即用」,又可肩負「傳承與發揚文化」之雙重任務。」銘傳應用中文系更這樣說:「為因應下一世代經濟主力的知識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再開發創意思維,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進而協助傳統工業、技術工業轉型發展,創造更高的產品價值。 」由上述兩系之系所目標說明為案例,可見其強調面向未來之中文應用之能力。然而,在如何應用的思考中,可見應用中文系之用,在強調系所課程設計面的應用特性,特別是技藝符合產業連結。但我們要問的是,時代日新月異,我們如何在課程內容追著新的產業型態,這是極大的挑戰。

回過頭來說,台灣文學體制化後,我們要發展出怎樣的學生學習路徑與課程設計原則,讓學生有效學習,並且使得台灣文學系所的發展不被嚴峻的時代衝擊而淘汰。如均一師資培育中心執行長藍偉瑩所述:「既然時代與社會都不斷在改變,教育就不可能原地不動,尤其現在知識的量和改變的速度都超出我們想像,甚至沒有人敢斷言未來變化的樣貌,那麼教育就更要努力走在時代前端,務求貼近最新的趨勢與變化。」1藍偉瑩,《教學力 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台北:親子天下,2019)頁37。

關於大學教育技職化這問題,對於台灣文學系所來說,形成了一種弔詭的現象。台灣文學本身並非一職業類別,未有明確的對應關係。現今人文社會學科的業界課程,會將其導向作家、編輯、記者、教師等等的職業類別,以此開設相對應的業界技術操作課程,以「符合」家長、學生、學校、社會的「需求」。我認為人文社會學科的技職化、或技術化,將無視於人文社會學科核心的價值,漠視思辨能力與表達力養成之重要。所謂的應用,並非單單表象的技藝而已,而必須扣連更為深層的核心能力,一種跨越職業類別的應用能力。

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顯示,現在近五成的工作在未來二十年內會消失。1引自:李靖棠,〈英研究,20年內將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是…〉,《中時電子報》,2016.8.12。網路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2003406-260408?chdtv(2021.4.21查詢時間)我們姑且不論這種說法是否過於誇大,但它反映的是以現階段既有的職業來引導教學,將會限縮了我們對職場的想像,同時也讓台灣文學系所的發展限縮於此刻,而無法放眼未來全球的變動趨勢。

也就是說,與其找尋人文社會學科可以學習的技術或技藝,不如思考對應未來時代,人文社會學科的內涵可以提供怎樣的未來人才養成的養分。OECD組織提出2030年未來人才的養成,需要具備的核心能力涵蓋: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後設學習(meta-learning)四大面向。OECD將過往人們對教育的認知從3R推向4C,為在這資訊爆炸時代下的未來人才應有能力訂立明確的框架。1所謂的3R指的是讀(reading)、寫(writing)、算(arithmetic),而4C是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有效溝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團隊共創(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創造與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如台大教授葉丙成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這樣說,在未來世界裡能力比知識更重要,未來人才必備的六大能力:「找到資源、結交朋友、洞悉世故、識別問題、給人深刻印象、行銷自己想法。」1引自:余佩樺,〈葉丙成:未來人才必備的六大能力〉,《親子天下》第613期,2016.12。網路連結:<a href="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94">https://www.cw.com.tw/article/...</a> (2021.4.21查詢時間)哈佛大學教授加德納也說:「在二十一世紀年輕人最重要的關鍵能力是,解決重要問題,問出好問題,創造有趣的作品,可以和同儕互相合作的能力。」1引自:〈「多元智能之父加德納:未來人才,必備四大關鍵能力」〉親子天下網站,2015.3.3。網路連結:<a href="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824?fbclid=IwAR22ArnNqks83BsRf2CCEajV7nG28u6w91EC4SYHinmFAyouQmytl06toTQ">https://flipedu.parenting.com....</a> (2021.4.21查詢時間)不論是台灣的教育學者,或者是海外的趨勢大師,從他們的說法中其實展現了一個重點,即是在大學學校的學習,學習能力會遠比學習知識更重要。

所謂的應用,除了產業技藝應用之外,更有可能是更為上位的產業思維與邏輯。近一步來說,關於未來人才的關鍵能力,近二十年來許多先進國家皆提出自己的概念,像是澳洲於1992年七項關鍵能力:應用數學概念及技巧的能力、 蒐集、分析與組織資訊的能力、 溝通表達與資訊傳達的能力、規劃及組織活動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於1996年提出且不斷修訂的「終身學習的五大支柱」:學會求知、學會做事 、學會共同生活、學會自我發展、 學會改變適應。歐盟等其他國家也陸陸續續的推出各自認知面對未來社會的關鍵核心能力。而在這些眾多的方法中,一直以來是台灣教育體系學習範本的美國,也於2003年推出四大關鍵能力構面,包含了:(1)核心議題:基本學科內涵;學習與創新:創造與創新、(2)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溝通與合作;(3)生活與職業技能:社會適應能力、進取心、生產力、領導能力;(4)資訊、媒體與科技素養。1參考自資料黃子瓔〈從3R到4C:淺談21世紀能力的發展與趨勢〉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 第9卷第11期,2010.11.15。網路連結: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NewsContent.php?nid=4112&amp;lid=466(2021.4.21查詢時間)

在大學教育的課程設計中,多以知識導向做課程設計,強調知識內容的重要,但關於能力的學習,未有系統化或系譜化的建置。在教育學的觀點中,可遷移的能力,也就是屬於「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相對於我們一般所統稱的書面文件、電子檔案、各種報告、程式、圖片、聲音影像的「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由此來說,台灣文學教育應於台灣文學的基礎文史知識中,鑲嵌內隱知識的學習,並以建構學生有意識的在這兩個面向同時學習。

四、結論

上述的說明,不在於提出內隱知識或是跨領域的能力之重要,弱化台灣文史知識在台灣文學系所的重要性。而是希冀說明,為有效讓台灣文史知識的學習更能與產業接軌,在大學端的學生培力過程,必須要同時重視產業所需求的思維與邏輯。

必須強調的是,如此的說法非否定過往的台灣文學教育,只是在完成時代的階段性任務之後,新的一個階段,我們所面對到的人文社會學科困境中,在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也勢必要隨著目標的調整而改變。如何能更具效益的推展台灣文學,並且於大學體制中建置良好的產業與學術接軌之機制,將是新時代的重要目標。一如張誦聖對於台灣文學場域的觀察:

解嚴後「台灣文學」逐漸成為一個正式的學術研究範疇。我這裡想要指出的,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的趨勢:正值「台灣文學」的象徵地位大幅提高之際,嚴肅文學在社會知識階層的日常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卻急遽下降。原因之一,無疑是在經濟進一步自由化之下,本地的文學生產面臨了來自全球文化市場五花八門、背後有雄厚資本支撐的文化產品之競爭。這種現象的崛起固然相當突兀,但也絕非發生於一夕之間;不免讓我們對既有的台灣文學研究方法,產生一種反省。回顧多年來這方面的著作,多半傾向於使用「政治」與「美學」分據兩端的二元分析架構,對市場層面——特別是市場力如何透過文化生產機制對美學形式所產生的影響——極少做深入的分析。因此,如何改用一個「三元」分析模式,將市場層面系統的納入考量,而重新勾勒台灣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軸線,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課題。[12]

在政治、美學之外的市場問題,所牽涉的是台灣文學傳播的影響力,其背後運作在經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權力流動,更表現出台灣文學學術與創作發展與出版市場商業邏輯的共生關係。回到台灣文學系所的大學教育體制來說,建置具有外顯的台灣文史知識,以及內隱的跨領域核心能力與技藝,將會是下階段台灣文學課程發展的重點方向。

五、參考資料

一、專書:

藍偉瑩,《教學力 深化素養學習的關鍵》(台北:親子天下,2019)。

哈拉瑞著、林俊宏譯《21世紀的21堂課》(台北:天下文化,2018)。

康文炳,《深度報導寫作》(台北:允晨文化,2018)。

傑克•哈特著、謝汝萱譯,《敘事弧》(台北:新樂園,2018)。

琳恩•艾瑞克森、洛薏絲•蘭寧、瑞秋•法蘭琪著,劉恆昌譯,《創造思考的教室 概念為本的課程與教學》(台北:心理出版社,2018)。

威廉•布隆代爾著、洪慧芳譯,《報導的技藝》(台北:臉譜,2017)。

林立青,《做工的人》(台北:寶瓶文化,2017)。

李雪莉、林佑恩、蔣宜婷、鄭涵文,《血淚漁場 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台北:行人文化,2017)。

羊子喬編《台灣主體的建構 台灣文學系所誕生》(高雄:春暉出版社,2011)。

向陽、須文蔚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14)。

侯伯•埃斯卡皮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 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2015。

二、論文

林真珠,《台灣文學體制化歷程研究—以大學設立台灣文學系所的實現為主題》(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 2010。

三、期刊文章

楊傑銘,〈台灣文學體制的幾個面向探討〉,《文訊》第407期(2019.09)。

黃美娥,〈2016-2017年臺灣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以出版現象和學科反思為討論中心〉《漢學研究通訊》第38卷第2期(2019.05)。

楊傑銘〈冰河下的春天:2017非虛構寫作觀察報告〉《幼獅文藝》12月號:768期(2017.12)。

四、電子媒體

〈「多元智能之父加德納:未來人才,必備四大關鍵能力」〉親子天下網站,2015.3.3網路連結: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824?fbclid=IwAR22ArnNqks83BsRf2CCEajV7nG28u6w91EC4SYHinmFAyouQmytl06toTQ 查詢時間2021.4.21)

黃子瓔〈從3R到4C:淺談21世紀能力的發展與趨勢〉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報 第9卷第11期,2010.11.15網路連結: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NewsContent.php?nid=4112&lid=466 查詢時間2021.4.21)

余佩樺,〈葉丙成:未來人才必備的六大能力〉,《親子天下》第613期,2016.12網路連結: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0094 查詢時間2021.4.21)

李靖棠,〈英研究,20年內將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是…〉,《中時電子報》,2016.8.12網路連結: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2003406-260408?chdtv 查詢時間20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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