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Lit
編輯序言：台灣文學體制化二十五年，以及或許有些「天真」的青壯觀點
小說家葉石濤影響深遠的《台灣文學史綱》（下稱《史綱》），成書三十多年後，終於在2020年，由Christopher Lupke翻譯，Cambria Press出版，正式介紹給英美學界。當然，台文經典的對外輸出，意味著「台灣文學研究」這門誕生未久的「本土人文學科」，發展日趨穩固，其重要著作得到國際學術社群關注。
不過，考慮到台灣的人文知識產出，長期臣屬英美思潮、甚至只能提供經驗素材來供應普世理論所需的下游代工，那麼，所謂「經典外譯」一事，就不該毫無反思──《史綱》的逆向「翻譯」，其接受脈絡為何？該書是相當Frantz Fanon或者Subaltern Studies，以等同「解釋性概念」的高度，成為西方學界的後設思考資源？還是這樣一本奠定了台文學門的開山之作，不過只是「案例研究」，用來佐證歐美典範再也熟悉不過的後殖民狀況？
事實上，如果參看英譯本導言，其對《史綱》的討論，仍集中在台灣文學史內的認同爭論，而沒有把重點放在如何提煉足以介入東亞近代、國族主義、文化殖民等範疇的「抽象」概念。儘管，葉石濤的《史綱》不是純理論著作，但其中仍有超越「本土性」的可能，例如，本土史觀在階級關懷與民族主義兩端的左右擺盪、或是「台灣經驗」對於所有弱小民族文化自決的普遍意義。
當然，我們樂見台灣文學研究獲得更多國際能見度，這裡更絕非要對《史綱》的優秀英譯吹毛求疵。但是，身在第三世界，本土學界應該對「經典外譯」背後知識生產鏈的跨國學術位階保持警覺。同樣的道理，對於已然進入體制的台灣文學研究來說，二十多年來越來越穩固的「學院體制」，其本身當然是所有關心台灣文學研究的人都需要對之「問題化」、進行謙卑而謹慎反思的對象。1997年後，「台文研究」從民間鼓吹提倡，獲得國家認可，成為編制內學術機構，甚至成立國家級的台灣文學博物館，雖然已有的種種成果值得驕傲，但也不能忽視，仍有不少困境亟待面對。
作為新生的本土人文學門，當前「台文研究」的挑戰包括：其在現代知識生產系統中，是否足夠厚實深刻，能夠創造基本概念或問題意識，被鄰近學科援引參照？有無足夠的社會參與，來扶植強健的母語文化、公民意識或國家認同？可曾持續吸引足夠的研究人才、青年學子的投入？能否啟動知識經濟的良性循環，其學徒能夠憑藉本身專業來求職謀生並自我實現？更現實的是，台文學科多年來以研究、學術為主，至今未能系統地進入國民義務教育，或者得到一般讀者大眾的銷售肯定。若從這些角度，儘管「台灣文學研究」成功地側身高教體系，但它未必真正擁有超過「國家政策支持」的穩固立足點。
做為帶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本土文化運動，「挑戰並取代主流」、「重構大眾意識型態」應該是這門知識的核心目標。儘管在台文體制中，行內學者們對於台文學科當前的「邊緣」地位，往往抱持某種出於政治正確的樂觀信念──學科成員普遍相信，正因為台灣文學研究身處邊陲，所以比起中文、歷史、外文等老牌學科，更有活力、更有潛能。
然而，我們的「邊陲」位置，真的可以是自信來源嗎？假如我們就此拉開距離，思考台文體制到目前為止「學院路線」的侷限，那麼同樣值得放在心頭的也是，體制化以來，台文學科仍有哪些階段性目標尚未達成？又有那些內在缺陷或是外在阻礙，使得台文學科在教育、文化或學術領域中無法「蔚為主流」？更甚至，我們也不需顧忌去辨認這一「後殖民學科」所面對的敵體或壓迫，如此才足以刺激「如何改變現狀」的戰略性思索。
出於上述考量，此處希望能用一種務實、誠懇的態度，來深思多少同化於學術官僚、森然冷冽的「台文體制」。也因此，本專題特意邀請了，八位在台文學科體制化後，獲得正式「台文學位」的青壯世代，來對「台文體制化二十五年」提出各自的思考。不無諷刺的是──這些理應可以檢驗體制化成果的第一、第二世代台文學徒，雖然滿懷學識與熱忱，卻在畢業的十年內，接連遭遇出生率劇降、學位商品化、大學官僚化等因素所造成的「高教崩壞」，從而在結構上更沒有機會或意願「繼承體制」──八位作者只有兩位真正在狹義的「台文體制」裡頭工作。就此而言，本專題的切入位置，一如人類學家刻意用陌生的眼光審視故鄉，多多少少是一種「局內人卻身處其外」的抽離性思考。
本專題共有八篇文章，以及一篇對前輩學者的訪談，分屬四個面向：一、反思當前台文學科的知識構成（系所課程安排、母語文學困境）；二、展望當前台文學科的戰略目標（大眾小說中的妖怪文學熱潮、中學國文課綱改革）；三、如何創造學術與產業的接軌可能（台文學科所提供的跨領域轉譯能力、可切換跑道的通用知識）；四、本土知識應有的社會或政治願景（學院體制為何揚棄「運動」路線、需要重鑄學科人力的「再生產」循環）。
反思當前台文學科的知識構成
任何學科體系，都需要認識自身的知識邊界清楚、以及獨特的方法論。就此而言，呂美親將討論焦點放在台文學科中的母語問題。〈邁向「文學革命」新世紀：台灣母語的語文改革歷程與體制化〉指出，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強加的「國語」教化，使得台灣文學的書寫與研究，遭到黨國的語言意識型態箝制，不自覺默認為「國語、華國」。因此「語言」反而成為「文學」研究領域從未去徹底清理、反省的不可質疑之「他者」。甚至體制化後，本應推動「文化轉型正義」的台文學科，其內部仍有相當成員對於「母語教育、母語文學」進入研究領域一事抱有敵意或輕蔑。呂美親認為，語言工具改革與台灣文學的現代化密不可分，鼓勵作者以精煉母語寫作、忠實轉譯生活現場口音，那是台灣民族還未全功的「文學革命」。
展望當前台文學科的戰略目標
如果要展望新興「台灣文學」在學院以外的可能性，那麼江昺崙〈從「台灣妖怪文學」觀察台灣文學後體制化生態〉，就連結了兩個值得深思的平行文化現象。一是體制化後的台文專業畢業生，依舊無法克服各級學校、文化機構的「中國中心」結構，從而遭受系統性排斥，無法獲取教育文化職缺。二則是2010年後，開始了第二次「台灣妖怪文學大流行」，但是這個通俗文化風潮卻親和於前述的游離台文人才。對於熟悉大眾語言、又對推廣本土民俗抱有使命感的年輕台文作家來說，「書寫台灣妖怪」如今成為一種可以在出版市場中努力經營並獲得收益與聲望的品牌。從「超越學院」的視野來說，也許台文專業無法進入國家文教部門、無法達成人力再生產循環這樣的艱困現實，反而造就了台文專業必須進入大眾文化與市場領域的強烈推力。
至於朱宥勳的〈先有想像，才有未來：夢想一套「以台灣文學為本位」的高中國文科〉，則指出今日台灣的中學國文教育，其背後從未擺脫一種支離破碎、充滿政治考量的「中華民國文學史」慣性。因此，僅就「國文教育」自身邏輯而言，我們需要真正的「台灣本位」，將台灣這個文學共同體設想為「文學創作發生、移入、傳播、在地化的地理空間」。朱宥勳梳理了從「原住民口傳」、「早期古典」、「日治新文學」、「戰後新文學」這一文學史脈絡；同時也釐清國文教育本身應該服務於「國民基本素養」而非「專業文學人才」的「知識點」──如何運用台灣文學運動數十年來的知識累積，重新設計有能力回應國民需求的「本國文學教育」，這才是「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最終目標」。
如何創造學術與產業的接軌可能
除了學科本身的內在關懷，或許「台文體制」也必須思索外在的「生產位置」。鄭清鴻〈學位的眼前路，學術的身後身：台灣文學「輕學術」的跨域想像與實踐〉就從台文學科「不完全體制化」的硬傷談起──研究所數量遠多於大學部，台灣文學教育也無法內往下延伸抵達中學小學體系。這種頭重腳輕的「倒三角形結構」，意味的是體制化以來，台文知識並沒有克服「與大眾斷裂」的菁英身段。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當前台灣「高教崩壞」所造成的學術人才過剩，那麼如何將「台文專業」對應於「社會需求」，就成了當務之急。鄭清鴻以鄰近學門的「知識普及」種種嘗試為例，說明原本安居在學院中的人文專業，也可以開發潛在的市場需求。就此而言，台文人需要設定自己的「轉譯」角色、定位自身作為媒介產學接軌的「中間狀態」，這或許是回應當前台文學科「就業焦慮」的一種正面迎擊姿態。
而同樣延續「產學同構」的問題意識，楊傑銘〈台灣文學大學教育體制中建立產業思維與邏輯〉則指出一種「發展通用能力」之高等教育趨勢。由於近年來台灣社會急速變動，無論是大學教育的定位、青年的國族認同、資本經濟對於出版市場的重塑等等面向，都與「台灣文學體制化前期」的歷史條件有著不可忽視差異。就此而言，過去「帶有國族使命的文學教育」目標，或許可以因應變化，從而調整權重。與其他歷史更久的「傳統學科」相較，台文學科的優勢正好在於，身為「年輕」的知識體系，其擁有更大程度的彈性、靈活度，還有對於現實壓力的敏銳。故而當前「大學教育更加職業導向」這樣的轉變，對於今日台文學科有其正面意義──這意味著，本土人文知識除了過往著重的文史訓練，也需要發展「跨越單一專業、解決問題的普遍應用能力」。
本土知識應有的社會或政治願景
最後，或許可以稍微思考體制化後的台文知識，其與政治願景、社會現實的微妙距離。林運鴻的〈文化自治城邦的入超危機：從教職赤字與跨學科焦慮，反思「本土人文學科」當前的自我定位與建制戰略〉，從白紙黑字的統計數據，來揭露本土台文博士的就職困境：在台文學科體制化的第一個二十五年，第一批受過「完整台文教育」的青壯世代，幾乎無法進入自身決意奉獻的學科，因為台文學科的人力政策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偏愛「留學博士」、「中文博士」，只有不到一成的高教職位，保留給血統純粹的「台文子弟兵」。林運鴻認為，這反映了「體制化」所帶來的某種妥協，曾經高舉「批判精神」的台文學科，在進入高等教育的過程中，逐漸棄守了「本土優先、運動導向」等等鮮明立場，同時也屈從於官僚體質、全球化壓力、以及名為「跨學科」的便宜行事。
而藍士博的〈文學需不需要國家？台灣文學體制化的未竟之業〉，更是直指台文學科在短暫榮景之後的欲振乏力。為何台灣文學從「顯學」衰落為「險學」？其真正因素並非外在的政黨輪替或高教危機，而是因為體制化後，只談「學術」、忘卻「運動」，一再擱置「政治」議程，放任保守中文系統繼續把持教育現場的教師資格。藍士博認為，台文學門不能夠再迴避與（黨國體制所遺下的）中文學門之間的競爭關係，必須進入中學課綱、師資培育、國家考試等等真正「戰場」，否則便是放棄本土人文知識在「人力再生產」層面的完整循環、放棄建構一個存在於社會中並且能穩定且長期的供需體系──那麼這個「體制」當然遲遲無能成爲真正的國家文學。儘管文學不該為了政治服務，然而，文學同樣不可逃避重劃政治議程的責任！
在八篇專文以外，本專題還特別邀請台文學科體制化的重要推手鄭邦鎮老師，進行一次回顧性的綜合訪談（此為時間、資源限制下的選擇，絕非忽視其他早期創建者的貢獻）。鄭邦鎮除了身為早期台文運動核心參與者，也曾任教於中文台文系統、擔任國立台文館長與台南教育局長等職務，並且還直接投身民主抗爭與獨立運動。因此，在這篇〈台灣文學體制化的過去、現況與未來──專訪鄭邦鎮教授〉中，我們一方面看見早年「台灣文學正名運動」與不同社會領域的密切連結，另一方面，也可以重新審視，最早出現在私立大學文學院中的「台文系所」，需要同時挑戰名校文化資本與官方民族主義，由此所發展出來的靈活早期戰略。鄭邦鎮多年來與黨國意識型態體制近身肉搏的寶貴經驗，或許與前面八篇試圖回應當前台文邊陲困境、充滿行動導向的青壯觀點，構成了發人深省的交互參照。
本專題還有兩個特色，值得在這裡老王賣瓜。第一是，不像一般學科回顧專題，僅僅聚焦「學術主題發展歷程」。除了文學史議題的相關討論，本專題也試著展開政治、社會、教育、產業等外延思考。換句話說，是從「制度」的角度，來分析本土人文知識在理論定位、人力政策、文化資本競逐過程中所需要的結構性條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重拾社會關係、超越文本中心的論述方式，也是目前純粹的「文學研究」很少採用的進路。
第二則是，正因為本專題將關懷置於「未來如何」，而非只是描述「已然發生」，所以專題作者也就各自論題，提出了「行動想像」──即便這些初步行動方案不見得是當前困境的唯一解方，但是，這樣的談法確實也走出了相對「靜態」的人文學術研究，而把焦點放在如何鬆動「現狀」的破口之上。當然，這裡不敢說本專題「超越文本」、「回歸動態」思路已經成熟，但這種嘗試相較於偏好經典文本的文學研究，實屬難能可貴，這點或許是「台文青壯世代」稍稍可以驕傲之處。本專題其中一位年輕作者，曾在別處寫過一句清新妙語，這裡姑且匿名引用：「把台灣文學當作社會運動來做」。或許這個描述，就是這八位其實想法各異、遠遠說不上真正有共識的作者們，身在不同位置卻自然而然醞釀出的一種微妙默契。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對一門仍舊非常年輕的學科，就斗膽提出某種「青壯觀點」的邀稿提案，當然有點傻氣（何況一兩位作者接近中年了）。不過，知識體系一如人類生命，當其在無情光陰裡「成熟」以後，不免也伴隨著世故、狡猾，還有對早年理想的有意無意忘懷。所以，儘管沒有要對本專題的「天真」性格提出辯護，但青壯世代的這種「天真」也讓人想起，童話裡那位「不肯看見」國王新衣的孩子──只希望這些諍言，說的上是對於今日看似前景大好、實則暗潮洶湧的「體制化」一事的有益補充。
願以我們還不成熟的誠摯思考，與所有關心、熱愛台灣文學的朋友們共勉，更歡迎所有尖銳、兇悍，卻出於深愛台灣文學的批判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