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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的眼前路,學術的身後身: 台灣文學「輕學術」的跨域想像與實踐

Taiwan Lit 2.2 (Fall 2021)

前言1本文為2017年台灣文學學會年會Panel「核心與創新:台灣文學與未來人才的養成」專文改寫而成,原題〈中間狀態:在碩/博、產/學與跨領域之間的台文實驗〉。

「台灣文學」這個孕育於殖民地歷史,長年受制於「中國」,只能蟄伏於「鄉土」當中的概念,在戰後經歷數場文學、文化論戰的交鋒後,隨著政治解嚴、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時代浪潮,終於得以擺脫邊陲、以台灣為中心「正名」,並在民間與學界的努力奔走之下,以本土化運動的開展突破重圍進入學術體制。以淡水工商管理學院(今真理大學)於1997年正式成立第一間台灣文學系作為里程碑,以及2003年國立台灣文學館作為第一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開始營運,象徵性地宣告「台灣文學」經歷複雜而漫長的政治、社會變遷,終於在這塊土地上恢復其本來面目,同時作為一「新興學科」重新被社會大眾所理解。

然而,儘管台灣文學一路在高等教育(大學部、研究所)開枝散葉,也一度被稱為「顯學」,但「台灣學」經歷長時間的消抹與禁制,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斷裂與空白,並非短短二十幾年的努力能彌補。在教育體制內,台灣學的專業與人才還未能完全向下延伸,與中小學教育接軌;在學院體制外,就業市場對台灣學的理解與認識(甚或刻板印象),也並未與時俱進地更新。

此外,受到台灣社會邁向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高等教育基礎日漸動搖。以生源而言,不僅私校首當其衝,就連國立大學也開始轉向媒合產業實習,嘗試為學生創造就業機會,企圖以「跨域實用」來回應「文學無用」的質問,進而提升學生報考就讀的信心與意願。但無法迴避的是,在人口負成長的可見將來,整體學生人數幾乎不可能逆勢增加,在高等教育的升學進路與傳統的生涯想像中,本土博士畢業後只會更難謀求教職,碩士學位也形同貶值,且階段性的訓練目標與效益曖昧。

退一步來說,上述困境固然不是只有台灣文學會遇到的問題,而是整體高等教育所面對的時代挑戰。但更加年輕,更形邊陲的台灣文學系所,可以說從未取得教育體制內的正當性與主體性,在原本已不健全的環境之下,如何面對未來更加艱困的局面?

基於以上客觀現實,以及我個人經歷大學部、研究所皆就讀台文系所的求學階段、生涯規劃及有限嘗試。本文試圖挪用「輕學術」1在2017年初次發表時,我曾提出「中間狀態」來歸納全文概念。但U-ACG 創辦人、研討會主辦人梁世佑先生所提出的「輕學術」一詞,更精準地傳達了與我相近的關懷,也就是在「做研究可能無法維生」的前提下,思考學術研究的其他可能性,並不一定要擠入大學窄門才能做研究,而身為獨立研究者,如何為商業市場提供適切的學術觀點與創新資訊。他認為「輕學術」是一種兼具「知識性」、「傳播性」和「商業性」的研究思維,但輕學術絕非否定傳統學術領域,而是一種更靈活的觀察。如何將自己喜歡、感興趣的事物,透過獨立研究的方式參與商業市場運作,創造實用價值與生涯出路。全文請參見:RAINREADER,〈2020 第九屆 ACG 國際學術研討會複審錄取名單:成為獨立研究者的可能性〉,2020.12.06,網址:http://www.u-acg.com/archives/23967?fbclid=IwAR3XU2z-_eB0RCx9AkyrUx6oy0kUbArYVDtB7TLPUIm2nr8IMXWmysaoWH8,使用日期:2021/2/27。 一詞,概括描述自己介於產業與學術之間、在學位與學術興趣之間的擺蕩與游移,在台文專業連結、致用於出版產業的基礎上,向外「跨產業領域」、「跨學科領域」的觀察、反思與實踐,希望「輕學術」(或某種「中間狀態」)的狀態與行動,能為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現況,以及台灣文學的專業發展及應用,提供某些經驗作為參照。

1、 眼前「學位」是否有路?台文的高教策略與危機

如前所述,「台灣文學」的正名與體制化,實與這塊土地身為殖民地的特殊歷史經驗、政治脈絡、民族認同與解嚴後的覺醒及期待有關,打從成立初始,就被賦予了引領台灣社會重新認識台灣、建構台灣的學術與人文重任。近三十年來,經過先行世代研究者的開拓與中青世代學者的接力,甚至外國學者的研究與交流,台灣文學已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大學、研究所)佔有一席之地,成果豐碩。

但回顧相關系所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後,我們不難發現,台文體制最初為了盡早獲得社會大眾肯認,透過學術研究「學科化」取得正當性,進而於教育體制當中重新紮根的高教發展歷程,至今形成一種值得仔細觀察的結構與危機。

以教育部109學年度大專大專院校一覽表的統計來看,「語文學門」當中的「本國語文學」1此一分類包含(應用)中文、國文、台文、(應用)華文(教學)、漢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客家語言與傳播、語文創作、東方文學等,學制含括大學部(學程)、碩士班、博士班、在職碩士班與四技等。 共有66筆資料,扣除已設系的額外學程,以系所名稱含有「台灣文學」、「台文」等關鍵字嚴格採計者共有14間(國立12、私立2),而其中大學部只有6間(國立4、私立2),亦即(以嚴格標準採認的)台文系所於本國語文學領域相關系所當中只佔20%,而且碩博士班數量遠遠多於大學部 1「109學年度大學校院一覽表」:<a href="https://ulist.moe.gov.tw/Query/AjaxQuery/Discipline/2201">https://ulist.moe.gov.tw/Query/AjaxQuery/Discipline/2201</a>,使用日期:2021/2/27。,成為一種頭大身體小的「倒三角形結構」。此外,台文研究與教學無法往下延伸抵達中等及小學教育的問題,至今仍是台灣文學體制化的硬傷。1例如在設有師培系統的學校中,台文系學生若要以「國文」作為專業科目成為師培生,實務上必須取得國文/中文系指定採認為國文專業科目的學分。但這些課程通常是國文系的選修課,也就是說,國文系學生只要修完系上選修課程,即可採納為師培學分,並另外修習少量台灣文學、文化課程即可。但台文系學生幾乎是要另外將國文系選修課學分修完。換句話說,目前如果要在國高中教台灣文學,進入國文系或中文系還是比較實際的選擇。

理論上,台灣文學做為一門與本土息息相關的學科,應該要存在於整個教育系統內,以台灣為主體,進行或參與各種人文知識改革與再生產的循環,在各項相關領域(尤其是國文/語文等學科)中推動知識建構與學科架構的重整,肩負專業師資、人才培育的重責大任,但從前述簡單粗略的統計數據來看,當前學界對於「體制化」的理解或認識,似乎只限於(滿足於)「學科已進入學界」,以至於前述體制內的其他空白,學制與學制之間的架構與連結,至今都還無力介入修補。幾乎可以說,真正徹底的「體制化」仍舊是台灣文學的未竟之業。

在體制化不完全的狀況下,台文系所同時要面對另一個堪稱全球性的知識危機,亦即高教學歷貶值、泡沫化,人文學科的價值/產值受到嚴重質疑,甚至影響系所存廢的價值觀之辯,以及高教環境崩壞、少子化對系所存續的各種嚴酷衝擊。無論是國立或私立學校,大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狀況,很現實地成為社會大眾認可學科價值的重要指標,因此,就連國立大學系所也不得不思考與產業的接合,將「產業實習」納入學分結構中(或可稱之為某種程度的「技職化」)。國立大學尚且如此,私校的招生壓力之大,以及更加明顯的就職導向,自然可想而知。

大學部的情況尚且如此,對碩博班的招生與學生的生涯規劃而言,無疑是更為嚴峻。畢竟高教體制逐漸萎縮,教職僧多粥少,再加上系所營運亟需產業實務經驗與相關資源,對現役(以研究為專長的)教師與下一代的研究者來說,可以說是學術職涯的全新階段──未來從事學術工作的研究者,在語言(例如全英語教學)、研究實力與產業實務經驗等各方面,都被迫要面對更嚴苛的就業門檻與條件。取得教職的成本比過去高出很多,但體制內的機會並沒有變多。

在上述「後天失調」且現實劇烈變化的狀況下,台灣文學研究在未來,或許仍然會以「跨領域」的姿態繼續存在著,但這個學科領域,終將要面對體制內外的雙重考驗:體制內,因為與其他領域之間的界線模糊(在其他領域做某項台灣相關的A研究,跟在台文領域做A研究的差異是什麼?),不時有停招、改名、合併的危機感1例如2016年先後發生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停招、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更名為「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2017年師大台文系「台文三角窗」關於台文與中文之別的討論,相關事件於臉書、媒體平台上均引發台文系所存廢、學術如何實務之討論。;體制外,又因缺乏穩固的社會對應基礎與社會認識而搖搖欲墜,形成不被需要的惡性循環。因此,這個學科假如沒有辦法在每個階段,為學生建立更完整而且不會被其他領域取代的基本價值、核心精神、研究方法與實務策略,也無法在就業(尤其是教育體制內)的現實和制度上,提供「學以致用」的連結或想像。反而在其他領域進行台灣相關研究,比在台灣文學體制內有更多跨領域的機會,面對這樣的發展悖論,我們可能很難提出台灣文學體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學科本身做為跨領域的高端研究概念,或許會持續存在,但學歷、經驗與認同都與台文體制綁在一起的學生,卻反而看不見台灣文學的志向或未來發展,長久下來,台文體制的文憑與學位,是否還有眼前路?

退一步說,大學或研究所的學術訓練,很多時候未必與職場專業有所關聯、學以致用;在學院內,也並非沒有優秀傑出的跨域研究者,衝破重重關卡在學術領域大放異彩。但如果台灣文學的存在,乃至於研究深化、傳承推廣的終極目標,是要跨出學術的舒適圈、同溫層,真正回到土地與現實,那我們不得不共同思考的是,在這樣吊詭的制度性困局中,身為台文人,應該如何認識自己、放置自己,在各種可能的、相關或無關的領域當中,創造讓台灣文學被看見,進而塑造、參與(台文)共同體的各種可能性?

我認為,由台灣文學體制化「由下而上」的特殊發展歷程,各階段學歷學生的經驗、現況與客觀現實,以及台灣社會當前產學互動的發展趨勢,或許可以展開一些初步的討論和嘗試。

2、 學術的身後身:位於「中間」的跨域轉譯者

在人文學科整體前景衰敗的情況之下,目前台文體制的「倒三角形結構」,非常關鍵地決定(或限制)了台灣文學體制的型態。而前文所提到的「後天失調」,進一步來說,又具體形成兩個很難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1. 純粹的學術教職機會短少,教職成本增加,第二波「體制化」難度變高。

由於大環境因素,少子化日益嚴重、學生減少、減班、減校,全面影響小教、中教到高教的教師員額多寡,長年未能成為語文教育的系統和核心概念,同時也無法正式進入中小教體制的台灣文學,在可預見的未來只會更難進入國民教育的前線,且高教領域的教職成本也變相提高。另一方面,延續台文體制於中等教育無法深化的困境,實是涉及台文體制過往面對國/語文課綱、選文,教師育成與教材教法的討論時,都只停留在研究、討論層次,幾乎沒有集體性的努力與動員──從台文學界對黑箱課綱的政治反應,以及相對於歷史/台灣史的研究、教學圈對歷史課綱微調的積極表態,即可略知一二。台灣文學之所以能進入體制所仰賴的能動性,在體制化之後反而消耗殆盡,未盡其設立之初的社會責任與政治性格,未來如何持續推動體制化的未竟部分,並帶動相關議題的討論,值得深思。1例如教育部召開中小學課程審議會時,高中國文課綱部分有關文言文部分比例調降,並選入台灣古典詩文的變動,隨即引發《聯合報》電子版以〈高中國文課綱選文有嫖妓、歧視。師批:浩劫時刻來臨〉(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52970,使用日期:2017/8/22)為題進行誇張報導。國立台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旋即以〈高中文言選文調整,是「浩劫」嗎?〉(網址: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169296,使用日期:2017/8/22)專文澄清,「台灣文學學會」亦迅速籌備記者會回應。學會成立之後,在學術研究的持續累積與推廣,重新聚集台文領域,連結體制內外,可以說是未來台文運動的關鍵之一。

2. 「技職導向」與「學以致用」的拉扯與磋商之外,台文體制的社會對應不足。

就現實看來,為了在當前體制內繼續生存,各系所確實必須回應這種就職導向的顧慮與壓力。但體制外的民間企業單位,卻多半因台灣文學在過往教育系統內的匱乏與空白(甚至主觀上對台灣文學及其意識形態充滿歧視與敵意),無法了解台灣文學的學科內涵與重要性,因而台文人在就業市場、在人文相關的產業內,可以完全「學以致用」發揮影響力機會並不是很多。在這樣的狀況下推動產學合作,「技職導向」的相關訓練是否能兼顧台灣文學原本做為人文學科的基本知識、人文涵養與社會關懷,進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理想?

這兩個問題,造成台文人在學位與學位之間,在學業與現實之間不斷擺盪、游移,找不到學業的出口,甚至生涯的意義。尤其台文學科於體制內外的斷裂、真空,是台灣(文)學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和文化思維下獨有的困境,以人文學科普遍的、一般性的問題視之,無疑是忽略了台灣學知識長期受到的制度性歧視,以及台文系所應該在國家教育的環節當中所應扮演的關鍵角色。

但假如歷史的限制與制度的沈痾一時之間無法馬上解決,不管是基於對台灣文學的興趣也好,認同感也好,使命感也好,對台文人而言,既然通往學術之路狹窄、社會大眾認識淺薄,那是否有一種從「學位」的狹路中解放,投身「學術」的「身後身」?有沒有一種「自己的未來自己救」、「自己的市場自己做」的選擇──把台灣文學當成「志業」,探索自由遊走於學術與產業,體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輕學術」想像或姿態?

其實是有的。在人文學科普遍面對存廢危機,亦即以「產值」取代「價值」,衡量所有知識含金量的此刻,諸如歷史(台灣史)、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民俗學等學科,都早已開始嘗試進行各種普及推廣。無論是否基於科系招生,或是重新探索學科入世的意義與策略,這些嘗試,一方面都在試圖填補自身在既有教育體制當中的欠缺或不足,另一方面在體制外開創自己的需求市場。例如成立推廣學會、師生共筆經營新媒體平台、連結議題的介入等等 1以新媒體與平台的經營而言,目前有「哲學新媒體」、芭樂人類學」、「巷子口社會學」、「菜市場政治學」、「民俗亂彈」、「故事StoryStudio」等等。,將專業知識朝向社會大眾做普及與連結。在這個過程中,課堂上所習得的學術能力,包含確立問題意識、相關資料檢索、閱讀、分析與論證、思辨訓練,成為讓一切發生的實用基礎。學習面對社會大眾,思考知識的轉化與呈現,確立閱聽者(目標讀者)的所在和語言文化,習得一種甚至多種其他領域的專業傳播技術或商業模式,以現在流行的說法,即是「轉譯」。

「轉譯」(translation)原本是常見於生物學和醫學領域的專有名詞,但在最近幾年間,逐漸被廣泛挪用於不同的人文學科領域中,描述一種實踐的範疇,如語言、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或文創領域的內容轉譯(Reculturation)1此一譯法由台大台文所張俐璇老師課程首創,指博物館開放館藏文物之近用後,利用典藏與研究資源,結合數位媒介,進行「文物轉譯」。,在不同的脈絡下,有其特殊的定義與指涉,不一而足。但我們或許可由Bruno Latour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行動者網絡理論」,或從知識轉譯(Knowledge Translation)的角度來理解「轉譯」──將學術、專業知識,以各種方式轉化為社會大眾、目標群眾有興趣、聽得懂、能理解的語言、主題與內容。

此外,無論是博物館或是民間企業、個人或團體,近年各種涉及台灣文史內容開發與轉譯的文化創意與商品企劃,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例如國立台灣文學館推出轉譯品牌「拾藏:台灣文學物語」,號召青年作家、研究者進行藏品故事轉譯與體驗式商品開發(文具、雨傘、啤酒組等)。坊間亦有以台灣文學作家為主題開發的手機遊戲(1930浪漫譚)與香水商品之實例。 然而在執行相關企劃的過程中,其實需要借助同時具備研究能力(例如資料蒐集、文本分析、論述建立、資訊勘正),與溝通能力,能理解其他領域/產業的邏輯、語言與需求,來加以引導、提供近用資訊的「中間人」作為跨域整合者來推動執行。

換言之,在學術圈以外的地方,仍有學術資源與研究方法的「輕」需求。而放眼目前學術體制內,能以最高的能動性、移動性,透過各種實習、實作的名目與機會,大量嘗試、探索與其他領域的串連,甚或開發隱性需求、串接學界與產業界的「準研究者」,或許就是經歷學術研究的基礎訓練後,在碩士(生)與博士(生)之間游移的台文人了。

一般而言,博士階段學術與生涯壓力相對繁重,介入其他領域的餘裕可能較少,但碩士階段的平均狀態和條件,以及對未來發展的不確定和游移,似乎比較有機會能轉化成接觸、探索其他領域的動力。完成碩士階段的學術訓練後,(理論上)也應該足夠面對其他領域的需求。此外,碩士畢業生人數理論上會比博士多。比起博士,從學歷狀態、特性與台文高教的結構面而言,應該是更適合填補產學之間人力需求的學位階段。但無論如何,挖掘相關產業在學術方面「或顯或隱」的需求,實際參與,並試圖將這些需求與實務問題,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或焦點,應該是在碩士或博士階段都可以思考的問題,而不只是專注於純粹填補學術空白的知識生產而已。

簡而言之,學術的「身後身」,隱藏在追求更多生涯發展與可能的崎嶇考驗中,以及各種無須自我設限的「輕學術」嘗試裡。特別是如今泛文化產業當中的跨領域連結,例如文學劇本創作,涉及文學、歷史研究與創作發想之間的對話;文學影視創作,涉及文學史、文本知識、文本生產的脈絡如何在影視創作中被再現的技術問題;文學文化推廣,需要具備台灣文學知識,同時又能涉獵其他人文學術領域、產業領域與媒體技術的複合式人才。最終極的是:我們如何以知識與行動,說服其他領域或產業,意識到理解台文的需要與必要,並進一步轉化成專業人力的需求與經濟產值,投入文化生產的環節中,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專業之於台灣社會的意義和理由?

3、 結語:可輕可重、可攻可守的跨域思維

本文以個人有限的經驗和觀察,提出台文體制化截至目前為止的侷限,並說明受到日漸不利的教育環境掣肘,接合產業發展的招生與現實焦慮,如何體現在各階段的學思訓練當中。在學位進路不利的現實下,各種學術的討論與介入,如何由沉重的體制解放出來,經由「輕學術」、「轉譯」的進路,參考其他人文學科的作法,展開更多不同的想像。

簡而言之,台文體制化的未竟之處,使得這門學科無論是教育體制或是相關產業,都與所欲接觸、溝通的大眾相隔甚遠。在這樣的情況下,台文確實需要具體的職業對應,同時透過各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的連結來確立自己的存在感。但更重要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需求,所謂「文學專業」或許也將從傳統的職涯對應或勞動型態中跳脫出來,將有越來越多非典型的工作形式與內容需求陸續出現。在人文科系面臨重重危機,在危機中尋找生存轉機時,台灣文學這門理論上與台灣土地、各種生活現實最親近的學科,或許從來沒有失去先機,只是尚未找到適切的媒合管道。反省之外,我們或許也無須過度失望。但也唯有正視困境與欠缺,將台灣文學沉重的歷史與未知的變化,轉化成可輕可重的全方面進攻,我們才能思考置身於這門學科內外的所有人,以及這門學科本身,如何在最適當的地方,活出台灣文學的生命力,帶著對台灣文學的理想,在自己的人生中適切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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